茶业是历代统治者征税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民国时期。清代末期，不时涌现出一些新的赋税征收名目，如纸株银、脚力银、铁路租捐、厘金等等，进一步使茶叶生产者在赋税的压迫下减少了茶叶的种植面积。民国初期，政府宣布取消了腹茶引岸，而到了1915年以“取消茶税后，茶叶销售不如以前”为由，恢复了引岸制。“民国六年（1917）经殷镇守使，呈准中央，致归川边管辖之后，每年额定征银十一万两，计引票十一万张，计茶五包，征银一两”［4］，赋税征收较清朝中前期更重。军阀割据时期，政权更迭，茶是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各地自行征税，税额不停变换。1938年7月1日，国民政府将茶税改为营业税，规定茶叶营业税按总收入额课税百分之二，一个月征收一次。但是没有统一全川康地区营业税，各地常常寅征卯粮致使茶叶赋税倍增。1941年，茶叶除征收营业税外，对焙制作坊或茶厂另征货物出厂税百分之十五，造成茶叶生产者无心制茶与销售，茶叶经济受到进一步破坏，一些地方的茶商甚至破产。如在西康，“由于边茶实际贸易额下降到仅六七万担，而引票又维持在原来贸易高峰期的水准，茶商仍需要按十一万张引票分摊税收，引票虚悬往往造成茶商破产”［5］。同时，一些军阀为了征收茶税使用暴力手段，当陈遐龄驻防康定时，为征收茶课，茶商没有按期完成缴纳，“陈将‘孚和’茶厂经理余东皋，‘永昌’茶号管事郝柱臣、‘庆槐’资方王仁杰等传到镇守使衙门，用杠子毒打，王、赫二人立地毙命，余东皋重伤，幸得不死。”［2］
此外，边茶运输沿线道路崎岖，运输里程较长，且主要行销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途中运输与转运至其他地方甚为困难的现象，从而使边茶运输途中茶税高于内地，茶叶在运至藏区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关卡处增加费用征收，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茶商的积极性。(www.zuo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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