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

本章终于要讨论一下贸易是否导致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的问题。所谓两极化，是指低技能和高技能就业的增加，是以中等技能工作的损失为代价，该现象已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被观察到，如图2.4所示。贸易在此间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贸易除影响就业的部门和区域结构外，还显著影响就业的任务和职业构成。贸易在更具生产力的部门和企业中创造的新工作岗位，不一定与进口竞争产业或企业中消失的岗位相同。相反，与技术联合起作用，相较于中等技能和低技能的工人，贸易往往会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并且，与高技能和低技能类别相比，贸易还往往会降低对执行常规任务的中等技能工人的需求。为了解释这一点，有必要考察贸易对特定任务需求的影响，特别是在常规和非常规任务之间进行区分。

图2.4　1995年至2015年按技能水平划分的就业份额的百分比变化

注：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作比例的增加是以中等技能工作比例的减少为代价的。
资料来源：OECD（2017）。

传统和最近的贸易理论都预测，相对于低技能工人而言，贸易应该会提高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传统的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理论预测，在技能相对丰富的发达经济体中，贸易将提高对技能的相对需求。更新的一些理论则指出若干额外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贸易可以导致对技术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且不仅仅是在发达国家。例如，对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可能来自贸易引起的企业构成的变化。当贸易自由化开辟新的贸易机会时，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试图抓住机会并扩大生产。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导致效率最低的企业减少销售或关闭。高生产率且不断扩张的企业往往比低生产率且规模不断缩减的企业更为技能密集，因此无论是哪个行业，企业构成的这种变化都能转化为对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Helpman 等，2010）。此外，贸易可能会增加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的回报，这进一步提高了对技能的需求（Bustos，2011）。

价值链的崛起可能会加剧这种现象，因为它不仅可实现完整生产过程的离岸外包，而且还可实现生产阶段的离岸外包（Baldwin，2016）。理论认为，随着离岸外包成本的下降，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生产阶段迁移到发展中经济体，这将使前者在技术上升级并专业化于少数几个与其比较优势相对应的、相对技能密集型的生产阶段（Feenstra 和 Hanson，1995；Grossman 和 Rossi-Hansberg，2008；Lee 和Yi，2018）。此外，外国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导致出口商也要求其供应商进行技术升级，而供应商又可以从国外获得更廉价但对技能要求更高的投入，这导致技能提升效应通过供应链传播。其结果是，近三分之一的既未进口也未出口的企业，技能强度已被证明有所提高（Fieler 等，2018）。

实证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国际贸易增加了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相对就业。关于法国制造企业技能结构的详细信息表明，企业在法国境外销售产品时，在营销和研发方面雇用相对较多的熟练工人（Maurin等，2002）。其他研究表明，进口竞争通过其对产品和工艺创新的影响导致技能升级。使用1996年至2007年12个欧洲国家的企业级数据，Bloom等（2016）的估计发现，欧洲2000年至2007年间技术升级的15%可归因于与中国贸易的增长。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技术升级对熟练工人的相对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支持该证据的是，一项针对同期的（1996年至2007年）比利时企业的分析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了低技术产业的技能升级（Mion和Zhu，2013）。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反应，可以解释低技术产业中非生产性工人比例增加中的27%，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例增加中的近50%。(www.zuozong.com)

来自法国的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离岸外包与对生产工人较低的相对需求有关，特别是对技能较低的工人的相对需求。在1986年至1992年间，法国制造企业增加了最终产品的进口，并因此可能进行了装配阶段的离岸外包，这些企业改变自己的劳动力构成，使其转向非生产性活动，如营销或分销（Biscourp 和Kramarz，2007）。来自同一研究的证据还表明，所有类型的离岸外包，无论是向国外采购最终产品还是中间投入品，都与其他生产工人中熟练工人（如工程师或技术员）的比例提高有关。有趣的是，本研究中的就业变化是因向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离岸外包而引起的，这表明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内的技能升级并不一定与向低工资国家的离岸外包有关。相反，它似乎更一般地与从国外市场采购的增加有关。来自美国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与生产工人相比，从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略微增加了非生产工人的相对就业（Wright，2014）。随着中国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专业化程度更加精细，这种技能效应因而也得到了放大（Dollar等，2018）。

新的职业特征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超越高/低技能二分法，对各个行业的工作性质和所需完成任务的变化进行更好的描述。工人执行的任务类型也决定了工作是否适合外包，以及是否容易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进口的竞争。那些需要完成重复性和易于编码任务的职业，很容易被迁移或被自动化。需要抽象思维、面对面交流或亲临现场的非常规和手工职业，其可贸易性和可自动化性则要低得多。由于常规性任务往往是中等技能任务、低技能的手工任务和高技能的抽象任务，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可能会随着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而出现。

企业和工人层面的证据表明，离岸外包和进口竞争对非常规职业的需求有小的正向影响，其对就业两极分化的影响也是如此。例如，德国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与在岸工厂中执行的非常规和互动性任务的增加，以及高技能工人的比例提高相联系，外包可以解释这些变化的10%至15%（Becker等，2013）。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丹麦，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导致常规性的中等技能的制造业职位的减少，并因此导致就业向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整体转变（Keller和Utar，2016）。来自美国和西欧的证据表明，在职业层面（而不是在行业层面）衡量的进口竞争的提高以及向低收入国家的离岸外包，导致实际工资相对下降，特别是常规性任务密集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职业（Ebenstein 等，2014）。研究还发现，与出口企业相比，进口竞争和离岸外包也会降低暴露于竞争中的企业工人的就业率和工资，从而导致不同技能的群体和企业之间工资的两极分化（Hakkala和Huttunen，2016；Utar，2016；Hummels等，2014）。最后，服务外包还增加了非常规职业中对高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但其效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很小（Crinò，2010；Crinò，2012）。

然而，那些将诸多导致极化的潜在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研究发现，技术在推动两极分化方面，比进口竞争或价值链中的外包重要得多（Goos等，2014；Autor等，2015；Zhu，2017）。最近的两项研究因明确考虑了全球价值链崛起这一因素，显得尤为突出。第一项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任务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并将观察到的职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分解为与自动化相关和与离岸外包相关这两个部分。该研究发现，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促成了发达经济体的两极分化，但自动化的影响却占主导地位（Reijnders和de Vries，2018）。第二项研究更进一步，它将美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分解为因参与全球价值链、因来自中国最终产品进口的竞争和因自动化这三个部分。结果表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提高了低技术就业的比例，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则提高了高技能就业的比例。因此，贸易作为上述这两种效果的结合，促成了两极分化。然而，与对技术所起作用的估算相比，贸易所带来的结果相形见绌（Beverelli等，2018）。

无论由哪个具体因素驱动，相对于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工人，对高技能工人需求的增加可以转化为熟练工人比例的提高、技能溢价的增加或是二者的组合。在短期内，具有特定技能的工人的供应往往是固定的，因此对技能的需求的提高转化为技能溢价的增加，即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比率。这种较高的技能溢价，可以作为向工人发出的信号，促其提高技能水平和获得适当类型的技能。当技能供应响应市场变化时，高技能工人的就业增加，技能溢价趋于下降。因此，技能溢价的提高可以成为提高劳动力技能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技能供应对技能溢价提高的反应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导致了持续的工资两极分化。调整的容易程度主要取决于工人的特征。高技能工人可以比低技能工人更快地适应技能需求的变化，低技能工人的技能提升或重新学习需要更多时间。

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表明，低工资工人的就业岗位的转换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内部。在制造业部门，他们一再遭受贸易冲击，而高薪工人更能够以最小的收入损失转换雇主，并且更有可能转移到制造业之外，如果其愿意离家工作（Autor等，2014；Krishna和Senses，2014）。即使他们转移到制造业之外，许多面临进口竞争的工人也会因为他们进入低技能服务岗位而遭受收入损失（Ebenstein等，2014）。丹麦的证据表明，在那些需要认知技能的职业中的工人，要么维持中等工资的工作岗位，要么向上流动，不会受到进口竞争的影响，也不会因此受益（Keller和Utar，2016）。该研究还表明，以制造业为重点的职业培训，使得中等薪酬的工人较不易受到工资下降的影响，如果他们能够留在现有职位上，但这并不能保护他们免于被迫从事低薪工作。此外，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防止工人被迫转向低薪工作；并且如果他们面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则会大大增加他们转向高薪工作的机会。

概言之，贸易促进了发达经济体对技能需求的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虽然它不是这些趋势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但它还是起作用的。为了确保在具有不同技能的个人之间更广泛地分享贸易收益，必须采取政策干预措施，这是下一节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