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名角齐放，汉剧成都市人猎奇逐新的三大法宝

20世纪30年代，武汉的戏院为配合连台本戏，纷纷模仿上海、北京的戏曲舞台，采用新奇的机关布景，给观众带来更多视觉冲击。1933年新市场大舞台排演《天河配》，极受社会人士欢迎，连日卖座皆满。很多观众来函要求续演二本《天河配》，所以戏院不惜重金，添置彩色服装，扮演新奇歌舞，特制电气机关、活动布景，更是聘请誉满平沪之坤旦林缦云与文武老生刘奎英，并采取低票价来吸引观众，扩大影响，提高票房收入。

1935年长乐戏院排演头本《雷峰塔》，自开演以来，日卖满座。剧内包括白氏与小青斗法、游湖借伞、钱塘县盗银、乘轿到案、施术化身等场，机关布景，奇幻玲珑，观之有令人身入其境之状。“全剧编排紧凑，布景新颖，更以演员齐全，各尽厥职，演来具见精彩，洵应节之佳剧也。”

发展连台本戏，引进新式机关布景，同样体现了都市人群对新式生活方式的追求。1935年，长乐戏院老板张四维邀请吴天保、周天栋等人，演出机关布景连台本戏《薛仁贵征东》数十本，场场爆满。继后，共和舞台也邀请杨九龄、何鸣峰、黄鸣振、万盏灯等汉剧名角演出连台本戏《三门街》，演出效果也很好。一时间，连台本戏、机关布景配合上名角，成为戏院吸引观众的三大法宝。

汉口戏院受上海的影响，大兴机关布景，力求华丽新奇，机关、灯光、烟火等相互配合，造成光怪陆离的舞台景象，很好地满足了观众猎奇逐新的心理需求。1949年的《罗宾汉报》曾有一篇宣传机关连台本戏的广告：

为谋求汉剧艺术改良演出之推进，从事革新一贯陈腐面目，并奠定汉剧之新基层。其第一剧本，为清代史实侠义名剧《血滴子》。请由《民言报》编辑郭小枫编导，采取电影手法，话剧作风，技巧特出，别出心裁。全剧壮烈哀艳，恐怖惊奇；益以闵村社之布景机关，使用电流活动，当场变景，并增聘武行，加强开打场面。

机关布景是中国戏曲学习西方戏剧崇写实、重科技布景的产物，它与中国戏曲重写意、重虚拟的特征，渐行渐远。然而，汉口在民国前期新式戏院的设立，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的兴起等革新，尽管未能挽救其颓败的趋势，却从侧面反映出汉口作为国际大港口所具有的融汇中西文化之功能。(www.zuozong.com)

20世纪30年代，戏院普遍不景气，连台本戏和机关布景几乎成为起死回生的妙药，“园主与演员以求谋迎合社会的人心和发展起见，不得不另辟蹊径。故效法平剧，编排连台、机关布景新戏演唱，方有号召的能力。在目前的汉戏院，除长乐之卖座特佳外，其余俱无法支持，最近新市场新舞台，也要走上排演新戏的途径。由这样推想，戏剧随时代变迁，说不然耶”。1935年元宵佳节，新市场和大舞台平剧、新舞台汉剧都排演《斗牛宫》新戏应景，特延聘扎彩绘图技师，制造新奇机关，伟大布景，特色特样，是汉上人士从未一见的奇异彩头。仅这平汉戏两舞台的砌末费，共需两千元左右，由此可以想见其精彩了。

将名角、连台本戏、机关布景三者融合到一起，是1935年武汉戏院改革的新路子。先是新市场大舞台的平剧，聘请滑稽大王孟鸿茂主演《彭公案》获得极大的成功。随后，新舞台汉班，编排全部《水泊梁山》新戏，“特聘绘画布景专家，及木匠数人，制造特别奇巧玲珑机关灯彩布景甚多。今以斯剧已排练纯熟，故连日赶造缀景，极形忙碌，乃斯剧之内容，极为丰富，更得名手加以编排，穿插紧凑，情节逼真，香艳离奇，慷慨悲歌，洵连台本戏中之异军，同时还高薪聘请伶王余洪元、花衫泰斗董瑶阶、坤旦后起第一人才小牡丹花等名角，同演于新戏”。

汉口戏曲市场推崇当红名角、连台本戏、机关布景，与清末以来“喜新厌旧”“竞为靡丽”的社会风尚有关。奢靡风气不仅存在于官宦富商阶层，中产之家、一般民众也追赶风潮。然而，正当武汉的文化娱乐业受到来自大都市京、沪平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的影响和冲击而大肆追求新奇时，一些有识之士冷静思考后察觉，仅仅追求舞台的奢华与好看却不努力提高汉剧艺术的水平，终是舍本逐末的短视行为。《十日戏剧》甚至在盘点了武汉的各大剧院的举措后，宣称1937年就是武汉整个剧业的“机关本戏年”。有人这样总结1935年以来武汉剧坛所兴起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等做法：

近两年来，各戏园竞以所谓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相号召，效法海派平剧，不遗余力，然既无雄厚资本，足致奇巧之布景，又以编戏乏人，任何本戏场子松懈，穿插之无聊，情节之肉麻，词句之粗鄙，无所不至其极，观众肌肤起栗，伶人亦无所措手足。虽偶然骗人，亦非长远之策。

从今天看来，这种担忧并非无据，甚至可以说是对当时剧坛怪相冷静反思后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