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解析

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活动

1937年7月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省学联）成立后，利用各校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日宣传，采取的主要形式有办墙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游行示威等。省学联还秘密创办了《贵州学联》，发表了《告同学书》，号召全省学生在民族危机之时，挺身而出，组织起来，掀起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贵州学联》在贵州学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指导全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工具。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黄大陆从延安回到贵阳，主持贵州党的工作。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也同时加强了对省学联的领导。同月，文艺界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了贵阳文艺界抗敌救国会，成立大会在国民党省党部礼堂举行。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这个群众文艺团体，派遣了大批青年阵地社分子到会，企图掌握该会领导权。中共地下组织获知情报后，决定由学联动员进步学生参加，学联与文艺界进步人士占了优势，会议选举了爱国进步人士刘方岳任主席，使这个抗日救亡团体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掌握。10月，学联还利用女中校刊，为纪念辛亥革命26周年出版专刊，所载文章通过阐述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了当前日军压境、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此外，学联还根据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精神，印刷各种宣传品，组织各种读书会、讲演会，动员爱国学生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造成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省学联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一系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的工作，从而打破了自1935年七一九事件以来贵州学生运动的沉闷局面，成为中共组织领导下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开端。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中共组织的引导教育下，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抗日救亡是全民族的神圣事业，仅凭学生界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必须深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人中去，到军队中去”，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正在这时，国民党贵州当局由于不积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引起贵州人民的极大不满，迫于全国抗日形势，不得不于1938年初组织了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省学联利用这个机会，决定运用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的经验，组织学生在寒假期间到城乡、到民众中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于是，各校的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纷纷成立。由于学联几个月来的出色工作，在广大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少党员和学联骨干被推选为工作团的分团团长及干事。由于这些分团团长都是各校学联支部的负责人，因此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贵州省学联便完全掌握了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领导权，国民党贵州当局企图控制寒假农村工作团的目的没有达到。

寒假农村工作团成立后，学生们即着手进行下乡的准备。为了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各校工作团于1938年1月18日在省民众教育馆联合举行“省会各中学扩大抗敌宣传大会”，会后，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同时散发张贴标语，刊登壁报，组织歌咏队等，晚上还进行话剧表演。演出《九一八以来》、《血洒卢沟桥》、《青纱帐里》、《大海中的孤军》、《打鬼子去》、《扬子江暴风雨》、《张家店》、《烙痕》等剧目，并连续演出3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寒假开始后，各校分团按计划奔赴农村。学生们深入乡间后。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动员大家起来保卫国土，誓死不做亡国奴。省立高中寒假工作团的学生们步行几十里，来到修文县属的山区，他们走村串寨，向贫苦农民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直到除夕才返回贵阳。在贵阳市郊农村，同学们白天作宣传调查，夜间演话剧，短短的时间里，市郊农村到处贴满了宣传抗战的标语，村村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在不长的时间里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它不仅为沉寂的山寨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且推动了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各校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除了在乡间广泛进行宣传外，春节返回贵阳后又联合在贵阳城区开展宣传活动。贵州民众教育馆位于市中心中华中路，它是各校学生集中开展练习唱歌、排演剧目和演讲训练的场所，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上百名学生到这里参加活动。学生们的活动吸引了不少群众，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称赞和支持，一些进步教师、文化界的进步作家、音乐家也直接参加了这些活动，运用他们的特长配合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

当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国民党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势力刮起了一股反人民、反民主的逆风，扬言即使实行民主也应在抗战胜利之后，目前只能实行军事统治，有的人甚至高叫“一个党，一个主义”。这种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格格不入的反民主声音，在贵州也有反映。由于省学联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遂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2月19日，贵阳各学校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成员正在民众教育馆排练话剧，准备举行联合公演。然而，就在这天下午，国民党贵阳县党部突然通知召开各校学生寒假工作团分团长会议，将于蕴、王栻、聂奇慧3人诱骗到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先是围攻毒打、游街，后是予以逮捕。同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在场的爱国青年全部包围，30余名学生被驱赶到民众教育馆前广场，并在民教馆附近街道上逮捕了李德邦、饶元祚、方为策3人，随后特务又到青岩周树楹的家里将其逮捕。这样，国民党当局在2月19日这一天，共逮捕了7名学联领导成员，制造了震惊贵州全省的“学联事件”（亦称二一九事件）。

二一九事件的当晚，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和省工委机关工作人员严金甡等，在高家花园召集各校学联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并制定了营救办法。次日，数百名学生高擎着“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同学请愿团”的大幅横标，高呼“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等口号，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等救亡歌曲到省政府门前请愿示威。但直到天色近黑，省主席吴鼎昌仍拒而不见，使同学们更为气愤，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遂忍饥挨饿，聚而不散，并不断向围观群众愤怒揭发国民党贵州当局破坏抗日，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丑行，引起围观群众义愤，纷纷质问“抗日救国，何罪之有？”为怕事态扩大，当局迫不得已，才传出话来，要学生们先回家，然后省政府放人。同学们见目的已达到，才有秩序地散去。但是贵州当局并不真正打算放人，从事件一开始，他们便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并给逮捕的学联领导人捏造了“汉奸”、“托派”、“王公度余孽”等罪名，准备血腥镇压爱国学生。

2月21日，贵州当局又逮捕了黄大陆、李策和严金甡3人。这样，他们便完成了通过逮捕省学联负责人进而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罪恶计划。

黄大陆、李策、严金甡被捕后几天，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委员秦天真受中央派遣，从延安经武汉到达贵阳，他们到贵阳后立即投入到领导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中。经省工委和社会人士的多方营救，甚至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出面交涉，国民党贵州当局才不得已于3月4日释放了于蕴、聂奇慧、李德邦、周树楹、饶元祚、方为策6人，但仍以种种无理借口将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王栻继续监禁，不予释放，并于皖南事变后将他们秘密杀害。

二一九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学联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全省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并未被扑灭，他们迎着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前仆后继，勇敢地继续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贵州的活动

1936年2月，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精神，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一革命青年组织，并发表了成立宣言。该组织以“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为自己的斗争纲领，号召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次年2月，“民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很快把“民先”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华北及全国各地，贵阳以及贵州一些地方的“民先”组织和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开展起来的。

1．“民先贵阳地方队部”的建立与活动

1938年初，武汉“民先”总部派遣张益珊（中共党员）到贵阳开展“民先”工作。张益珊到贵阳后，通过黄齐生介绍结识了李良康、饶元祚、凌毓俊等人，商量了建立贵阳民先地方队部的事。李良康曾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民先”组织。北平沦陷后，李良康转学贵阳高中，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宣传“民先”的性质、活动及其斗争经验，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的建立作必要的准备。张益珊还经黄齐生的介绍，到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与那里的学员接触，并发展了杨斌毅等10多人加入“民先”。1938年3月，省工委在贵阳大马槽9号（现都司路）召开会议，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在强调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搞青年运动必须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之后，告诉大家“民先”总部已派人来贵阳，着手创建贵州贵阳“民先”。因为“民先”是公开的组织，进行的是公开的活动，省工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遂决定派一部分党员以群众身份加入“民先”，同时，还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先”组织和活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可以公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4月，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正式成立。张益珊任队长，凌毓俊任副队长，李良康任干事，队部设在丁家祠堂（今贵阳冠生园所在地）。队部下设区队和分队，分队是以各校各工作部门为单位而建立，由几个分队组成区队。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男子师范学校、贵阳女子中学4个分队组成一个区队，饶元祚任区队长，李德邦任副区队长；贵阳中学分队和邮电分队组成另一个区队，方为策任区队长。

“民先”在贵阳的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参加者非常踊跃，队伍发展十分迅速，自贵阳队部成立到6月底，“民先”队员就发展到了300余人。他们怀着“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以“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民族”为己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贵阳及省内其他地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经常采取印发传单等方式宣传抗战，宣传“民先”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通过宣传。加深了群众对“民先”的了解。积极进行军事技能的学习训练，运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来实现全民抗战。因此，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训练，成为“民先”队员的一项重要课程。为配合贵阳地区抗战文艺宣传，贵阳队部组织队员，到筑光音乐会和沙驼话剧社等文艺团体中演出进步剧目，还把演唱、教唱抗战歌曲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学习宣传抗战理论，传播爱国思想。通过组织队员和青年学生学习，既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水平，又能使这些理论和进步思想得以传播。举办时事政治报告和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篮球比赛等活动，以加强“民先”与爱国群众之间的联系。

贵阳“民先”在公开的群众活动中扩大了抗日宣传，特别在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随着“民先”抗战活动在贵阳地区的开展，队伍的不断壮大，不仅影响了整个贵阳山城，而且对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使活动范围延伸扩展到其他地区，贵阳地方队部决定派遣骨干队员到一些县、区发展组织，扩大力量。经过这些队员和当地抗日救亡积极分子的努力，“民先”组织像火种一样，很快播撒到了湄潭、沿河、安顺、郎岱（今六枝）、盘县、镇远、平越（今福泉）、铜仁等地，这些地方均先后建立起“民先”组织。各地“民先”组织的工作在本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尤以湄潭、安顺、郎岱“民先”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2．湄潭、安顺、郎岱等“民先”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的怒潮中，地处黔北的湄潭，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秋冬之际，湄潭中小学爱国学生发起组织了湄潭学生抗日救国团，并立即开展了抗日宣传、募捐等。10月，抗日救国团通过斗争赶走了阻挠抗日的县长，湄中校长也被撤职，原在北平读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加入“民先”的共产党员乔光鉴接任了湄中校长职务，各校学生的爱国活动变得更加活跃。

1938年春，乔光鉴与进步教师顾诗灵、严林心等人，在湄潭中学秘密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湄潭地方委员会”，先后发展了队员40余人。在“民先”组织的带动下，湄中分别组织了读书会、实验队、青年抗日同盟会、妇女会、歌咏队、话剧队等，使湄潭城区的抗日救亡气氛十分浓厚。读书会名义上是组织一些学生认真读书，实际上经常由“民先”队中的中共党员辅导会员阅读革命进步书刊，组织会员座谈、交流学习心得，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实验队下设纠察队、宣传队。纠察队专门负责维护救亡宣传的秩序，防止发生破坏行为。宣传队一方面通过文艺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抗日觉悟；一方面通过募捐活动和社会服务，支援前方的抗战。青年抗日同盟会则主要发动全校师生开展献金、募捐活动，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等。

1938年暑假，湄潭“民先”决定将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永兴“民先”队为主，组成暑期学生抗日宣传团，从永兴出发，沿湄潭四周乡村开展活动；一部分为了与贵阳“民先”队部建立联系，以湄中学生为主的“民先”队员，由乔光鉴、顾诗灵率领，组织了“飞鹰步行团”，由湄潭经遵义到贵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宣传团共50余人，在严林心的率领下，于7月下旬从永兴出发，在县城周围10多个场镇进行宣传，演出了街头剧、打花鼓、铁竿（民间曲艺形式）、金钱板等，每到一地还组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晚上除演出节目外队员们还分头到群众家里作抗战宣传动员。(www.zuozong.com)

“飞鹰步行团”也沿途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出发前，大家订立公约：（1）拥护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2）全体团员按军事编制，坚持不乘车，不宿民房，不损害群众利益。并宣誓：“我们要像飞鹰一样，展翅飞翔。”出发后，团员们意气风发，沿途开展了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抗日标语等救亡宣传，在遵义和贵阳都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在贵阳期间，步行团与贵阳“民先”联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极端仇视步行团的活动，不断派特务流氓、军警找步行团无理取闹，捣乱破坏，当“飞鹰步行团”完成宣传任务，返回湄潭后，当局以行动危险，诱惑青年为由，撤销了乔光鉴湄中校长职务，解聘了大部分进步教师。接着，中统特务组织还加强了对湄中的监视，大批特务分子被调到湄潭，专门从事破坏群众爱国活动。

进步师生们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这种恶劣做法所吓倒，为了挽留乔校长，反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湄中进步师生组织全校罢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潮，印发罢课宣言和传单，在街上刷写标语，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湄中学潮使国民党当局更加恼怒，为此，他们加紧进行了镇压。开始是将部分进步学生强行禁锢在校内，并没收了他们订阅的进步书刊，从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11月3日夜，湄中学生黄培纪、冯开显、刘其华、廖清廉、张永政、肖士梁、梅位宾7人，不顾当局禁令，翻墙出校，沿街用粉笔书写了“反对湄潭党政联合检查处非法没收进步报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提倡爱国自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湄青年学生联合起来，打倒阻碍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切混蛋”等标语。11月4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世锡率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湄中，逮捕了中共党员黄培纪、冯开显、廖清廉和“民先”队员周极成、张永政、梅位宾、肖士梁7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湄潭“七人之狱”。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除了给这7人戴上脚镣手铐，分别进行严刑逼供外，还到处散布谣言，对他们诬以“汉奸”罪名，妄图予以杀害。为了保护这7名爱国青年，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中共湄潭地下组织发表了宣言，用大量事实证明被捕的7名学生是爱国青年，并强调指出这次事件完全是湄潭当局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蓄意制造的事端，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不久，《新华日报》以“贵州来客谈”为题发表消息，《新民报》也发表了关伯庸用“舒靖”笔名写的《乡愁》一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湄潭当局破坏抗战的卑劣行径。

“七人之狱”是国民党湄潭当局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害爱国进步青年学生制造的一起恶劣事件。由于湄潭地下党组织散发的宣言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按照他们事先策划的以“汉奸”罪名杀害这7名爱国青年，但除廖清廉因患伤寒症获“取保外医”外，其余6人均被扣上违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分别被判处2至3年的徒刑。这一事件后，湄潭“民先”为保存实力，免遭破坏，停止了公开的斗争活动。

1938年6月，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结业，张益珊派杨斌毅到安顺建立“民先”安顺县队部。杨斌毅到安顺后，按照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的安排，先与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接上了组织关系（杨在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汇报了组建“民先”安顺地方队部的计划，得到了中共安顺县工委的积极支持。县工委决定由杨斌毅负责筹建和具体领导“民先”安顺县队部的工作，并派李运亨协助他组建“民先”组织。他们在安顺城乡青年中散发了一封署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公开信，号召安顺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推动下，以原安顺“学联”成员及安顺县合作室、合作金库的部分职员为骨干，于6月底正式组成了“民先”安顺县队部，工作地址在西门外火神庙。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之后，为进一步扩大“民先”组织，安顺队部把工作继续向农村和外县推进，在么铺发展了几十名队员，在鲊陇发动了小学校长赵白屿和部分进步青年教师，还有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参加“民先”，在南门外蔡家官小学，校长黄相时联络了附近村寨的布依族青年参加“民先”，同时，还在相邻的郎岱县也发展“民先”组织的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安顺“民先”组织迅速扩大，队员发展到了100多人，在安顺各学校及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8月，国民党在贵阳制造了八一三事件，形势危及安顺。1939年3月5日，国民党安顺县党部以“汉奸嫌疑”为借口，逮捕了安顺“民先”队员董汝诚（中共党员），杨斌毅、李运亨、傅文华等骨干成员先后撤离安顺，安顺“民先”地方队部停止了活动。

在安顺“民先”队部筹组的同时，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对郎岱“民先”的组建也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支持。1938年6月，谢速航介绍受张益珊派到安顺工作的“民先”队员尹克恂同郎岱的刘定华（刘藩栋，中共党员）认识后，尹、刘两人于6月底回郎岱组建了“民先”郎岱县队部，队长刘定华，组织部负责人尹克恂，刘鹤皋任宣传部负责人。郎岱“民先”队部建立后，根据“民先”工作纲领，确定郎岱县队部的工作方针是：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团结各界青年，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支持政府推行各种对抗战有利的新政。还研究了初期的发展对象和工作方法，鉴于郎岱交通不便，工作主要在农村，于是明确了负责交通联络的人员，来往于郎岱、折溪、苦竹林、二塘等地之间，发展“民先”队员，开展抗战活动。

在贵州各地“民先”组织中，郎岱“民先”队部活动的时间最长，即使是1938年8月贵阳“民先”地方队部遭破坏后，郎岱“民先”队部仍继续进行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夏。虽然郎岱“民先”队部队员不多，活动的声势没有贵阳等地大，但在发动、教育和组织民众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在宣传抗战上，郎岱“民先”向群众指出“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走上了空前的危机的路上了”。号召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抗敌、救亡！”还开办壁报、简报，举行大型讲演会，演出抗日话剧，高唱抗日爱国歌曲，并通过利用同业关系、公共集会、串门子、个别交谈、创办《民先队报》等方式进行宣传，使当地人民对时局及“民先”组织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因而这里的抗日救亡气氛日渐浓厚，不少人就是在这种宣传号召下参加“民先”组织的。

《民先队报》是郎岱“民先”队部所办刊物，半月或一月1期，共出版17期。该报除摘要转载文件，综合报刊评论外，还经常登载分析形势，进行政策观点教育，探讨“民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文章，同时，通过创办这一刊物，为“民先”的同志开辟学习、发表文章的园地，给“民先”队员提供宣传资料的一个重要渠道，为指导“民先”队员工作，推动郎岱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更进一步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郎岱“民先”注意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克服“口号式、公式式”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倾向，通过阅读书报，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开展军事训练等方式，加强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素养，加强与当地抗日救亡积极分子的联系，吸收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民先”组织的各种活动等，坚定自己的信念，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8年冬，因为赤威公路的伙食费迟迟没有发下来，郎岱县政府发行马路借款5万元，规定按户进行分摊。由于官吏与富户相勾结，按户其实就是“有钱有势者不出，起码是少出；无钱无势者多出”，加之该区区长借机敛财贪污，结果凉水井的李盛光、刘体成两家贫困户，本应不分担“借款”，反而被各加80元。由于李、刘2人无力缴纳，被地方当局拘押，为此激起民愤，将2人抢回。地方当局于是恼羞成怒，调集了各联保的壮丁“围剿”凉水井，除将李、刘两家抢光外，还洗劫了周围村寨的人家，当局的野蛮无耻暴行更激起了群众愤恨，终于在1939年4月18日爆发了凉水井抗暴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附近湾寨等地的群众纷纷赶来支持，打得壮丁们弃甲曳兵而逃。

事件波及到周围的马场、纳柳寨、白泥屯等地，并发展成反抗国民党地方政府强征兵役的抗暴斗争。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郎岱“民先”以鲜明的态度，坚决站在受压迫剥削的劳苦群众一边，通过《民先队报》谴责了地方官吏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指出酿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是区长的贪污，将钱加在不该出款人的身上；二是由于政府收款的畸形方式所致；三是区公所动辄便抢人拘押人，导致激变；四是区公所动辄便采取围剿手段。因此认为，“李盛光和刘体成是没有什么‘罪’的”，有罪的是那些“动辄便滥用威权，维护其贪污行为（的人）”。同时提出了6条改革政治的强烈愿望，这些严正要求，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强烈愿望，针砭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时弊。通过这些斗争，郎岱“民先”在当地群众中得到积极支持，为抗日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八一三事件

贵阳“民先”地方队部从1938年4月成立到8月上旬3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抗日活动，其活动范围广，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很适合广大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要求和需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和仇视，认为贵阳“民先”就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听命于共产党的。为了在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清除异党，他们开始策划破坏“民先”组织的阴谋。

为摸清“民先”底数，了解其活动规律，以寻机进行镇压，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民先”尚处于秘密活动阶段时，即派人打入内部，搞到了“民先”活动的情况。随着国民党压制和破坏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嘴脸的暴露，贵州当局也加紧了对贵阳“民先”的镇压。

1938年7月，国民党贵州当局在省党部机关报《贵州晨报》上发表通告，要求一切组织与团体必须于8月1日前办理申请立案手续，逾期即视为非法组织，将“依法取缔”。很明显，这是国民党贵州当局设立的圈套，玩弄的花招，其目的是限制和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争取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不给反动当局以借口进行迫害，贵阳“民先”先后召开3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派张益珊、周兴仁为代表，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申请登记立案。

7月30日，张益珊、周兴仁带着“请求立案”的有关材料前往省党部，就如何进行登记问题与当局进行交涉。“民先”的主动出击，使国民党贵州当局大感意外，按照他们事先的估计，“民先”不可能按通告的规定前来登记，这样就可以“拒不登记”之罪名予以取缔。张益珊、周兴仁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于是，在张、周走后，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镇压“民先”的新方案，作出了几条秘密决定：（1）“民先”不是一般的民众团体，而是抱有特殊目的、负有特殊政治性组织，不符合《民众团体登记办法》，不予登记立案；（2）秘密逮捕张益珊等“民先”骨干分子，瓦解“民先”组织；（3）口头上允诺“民先”的申请，通过召集会议现场勒令“民先”解散组织；（4）发动青年阵地社社员打入“民先”内部，掌握情况，实施破坏。之后便加紧了镇压“民先”的步伐，准备实施强行解散“民先”的行动。

8月1日，贵阳“民先”队部根据国民党省党部“民众团体登记应有名单”的要求，开具了四五十个队员名单送呈国民党省党部，而省党部却以“名单缺少详细地址和简要履历”为由不予登记，要求补交，“民先”也按其要求予以补交。8月6日，国民党当局又派人通知贵阳“民先”地方队部负责人张益珊、凌毓俊、周兴仁、乐恭彦一起到省党部“谈话”，公开提出要“民先”停止活动，从而公开暴露其镇压“民先”的真实面目。8月7日，贵阳“民先”地方队部针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无理要求，为揭穿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镇压“民先”的罪恶阴谋，以全体队员的名义发布了《为请求立案争取公开告社会人士书》，向社会披露了当局自要求各种团体必须公开登记以来，“民先”与国民党省党部交涉的真相，呼吁社会各界予以支持。

这份共有159名“民先”队员签名的《告社会人士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民先”的爱国斗争及所处遭遇纷纷表示了同情、支持、援助。但是，国民党当局却视“民先”的正义要求为大逆不道，跟他们唱反调，必欲剪除以绝后患。紧接着，国民党省党部又于8月12日通知“民先”队员于次日下午2时到贵阳民众教育馆集中，“听候训话”。当天，《贵州晨报》也刊登了这个通知。

接到开会通知后，贵阳“民先”队部决定按时到会，并通知了在贵阳的部分队员。这时，国民党省党部在社会上广泛散布言论，诬蔑“民先”是破坏抗战的组织，要予以处罚。国民党特务也四下活动，对“民先”队员的家长进行威胁恐吓，要他们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去民众教育馆。对此，“民先”队员十分气愤，他们聚集在大十字丁家祠堂，赶制队旗，赶印大批传单，准备大会发言稿，决心与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揭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

8月13日下午2时，“民先”队员按贵州当局的通知，集中到省民众教育馆开会，队员们刚进入会场，军警立即包围了整座民众教育馆，断绝了交通。接着，省党部执行委员、贵州特务头子陈惕庐即在会上公开宣布：奉上峰命令，贵州贵阳“民先”应立即解散。“民先”队员们临危不惧，为争取抗日民主自由，与国民党贵州当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接受这个解散命令，国民党当局理屈词穷，便撕下伪装，大打出手，指挥军警抓捕“民先”领导人及“民先”队员，到晚上8时，30余名“民先”队员遭到逮捕，关押在省保安司令部，国民党贵州当局制造了镇压“民先”组织的八一三事件。

事件发生之前，中共贵州省工委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镇压“民先”的消息后，曾派人劝阻“民先”队员勿落圈套，注重斗争策略，以保存有生力量，但仍未能阻止事件的发生。事件发生后，党组织立即动员被捕人员的家属及社会舆论谴责反动当局破坏抗战的恶劣行径，并组织各方力量进行营救。最后，“民先”队员大部分获释，而张益珊、凌毓俊却被长期关押、严刑拷打，皖南事变后被杀害。

贵州贵阳“民先”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国民党贵州当局镇压“民先”的八一三事件，进一步教育了人民，使贵州人民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同时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伟大的爱国力量，只有动员民众，才能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