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国内研究没有搞清楚内藤先生究竟为谁。[24]如前文所述，在这本沿途日记第2册最后两页，夹有相片1张，相片背面有吴禄贞手迹，为钢笔行书汉文3行，写着“宣统二年摄于伯林 检赠内藤先生 希惠存 陆军副都统吴禄贞留志”。
可见这幅像应是吴禄贞1910年在德国柏林考察时所拍摄，时间应是任陆军副都统时赠送。查吴禄贞于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授第六镇统制，[25]那么这幅像应该是在这年十一月之前赠送内藤先生的。又据《宣统朝东华录》记载，吴禄贞是宣统二年七月考查法、德国，十一月回国。[26]而内藤湖南一生曾10次到中国访书，与中国著名学者多有唱和，其第6次到访北京正是1910年九十月左右。[27]内藤湖南当时正是京都大学讲师，他喜好收藏中国古籍和历史地理资料，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到访北京时，通过朋友[28]认识吴禄贞，因而获赠吴禄贞相片并得到了这本《沿途日记》。
内藤湖南收藏有多种中国古代典籍，据说有3万余册古籍善本[29]，他几次到中国搜求书籍，满蒙史地就是一个重要目标。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主要收藏了内藤湖南几次到中国旅行时所购买的史料，那么，这本《沿途日记》上为何盖有昭和27年3月京都大学的印章呢？昭和27年为1952年，当时内藤湖南早已去世，这本书应是他去世后被京都大学图书馆购入的。据京都大学网站介绍，京都大学于1952年和1953年、1959年分三次购入了内藤湖南所藏书籍，《沿途日记》属于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之一种，为第一批购入之书。[30]除《沿途日记》外，京都大学“内藤文库”还藏有其他中国西北历史典籍和各种游记钞本，如清康熙中敕修的钞本《大清三朝实录》、嘉庆二十四年钞本《满文太祖高皇帝本纪书》《蒙古游牧记》残六卷钞本，《西域琐谈》钞本等。(www.zuozong.com)
由此可见，《沿途日记》应是内藤湖南到中国搜求书籍时所获得，与吴禄贞见面之时间极有可能是1910年年底。在内藤湖南去世后，《沿途日记》和其他有关中国历史地理书籍于1952年3月份被购买到京都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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