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光绪十九年，章太炎有信寄俞樾，请俞樾笔削其所著《春秋左传读》，信中称：“自逮门下，星厤三迻，猥以蟠木恒材，得冡雕饰。而僻居下邑，拥蔽朴愚，未得一侍董帷，亲奉几杖，岂直怅惘，负咎寔罙”，“日积月絫，得《左传读》八百余条，又驳刘申受书，以明《左氏》厵委，全稾累重，邮寄为囏，是以未及呈览。时因月旦，附箸幅末，用求□削，使就准绳。”信末署“受业章炳麟长跽上”，并自注“章炳麟字梅叔，余杭人，(精舍课卷一名洪昌烈，一名章炳业。)寓杭城小塔儿巷朱洁泉宅。”[38]则此时章太炎肄业诂经精舍已有三年之久，“未得一侍董帷，亲奉几杖”，即并无亲炙。信末自注姓名、籍贯及寓所，则此信近于投刺。梁启超称：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阱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39]
则章太炎致函俞樾之行迹，近于此类。按章太炎自述：“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40]此时章太炎因“姊适病困，不时见，去宿他所”[41]，而“始居杭州”之意应为不再依傍于人，而是“寓杭城小塔儿巷朱洁泉宅”。信函中“精舍课卷一名洪昌烈，一名章炳业”一句至关重要，按章炳业为太炎仲兄，光绪二十八年举人，事迹颇不详，洪昌烈则名不见经传。此句之意为章太炎以三个名字即章炳麟、章炳业、洪昌烈投考诂经精舍，称“借名投考”，此举于晚清书院考课中十分常见，如杭州学海堂“为举人肄业之所，附于西湖孤山苏公祠内。但秀才亦得应考，惟须借用一举人之名。以全省举人不多，有册可稽，不能冒混，非如秀才之多不胜数也”。[42]大抵书院考课以利动人，为博取更多书院膏火，每次书院考课一人作多卷应课，或借名投考，或诡名冒考，不一而足。按《七集》中收录章炳麟17篇，洪昌烈1篇《满城风雨近重阳五首》；《八集》中章炳麟21篇、章炳业8篇应皆为章炳麟所作。[43]此外《崇文书院课艺十集》收录洪昌烈课艺3篇，皆为制艺，而章太炎不作制艺，则此或为真洪昌烈所作。[44]
章太炎肄业诂经精舍时期，山长俞樾也并非常川在院，俞樾每年居杭时日甚短，一年至多不过春秋两季，且每次长则不过两月，短则十余日，因时因事而已，而数月或者经年不到者亦为常事，如光绪十一至十二年间，经年未到精舍。而即使在杭之日，俞樾亦忙于各种事务，除命题及阅卷外，与士子交接者绝少。光绪十八年，俞樾有日记详载：“自苏之沪之杭而复返苏”之经过，其二月二十一日至俞楼，三月初九日迁右台仙馆，四月二日登舟返苏，数十日间，或会客、或访客、或游玩、或作信函、或应邀作书，几无日有暇。其中与诂经精舍之教育相关者，仅有数事，如二月二十九日“监院许子颂来，请期行望课，定于三月初四日，即以课题付之。尤麓孙莹来，诂经肄业士也，欲为余全书作目录。”三月初四日“补二月诂经望课。监院许子颂、许子社两君皆至”。初六日诂经肄业生“陈子宣来，余因其好制传奇，询以曲律，子宣言九宫谱纳书楹谱皆无一定准绳”，二人谈及音律。初九日阅诂经二月望课卷，十一日阅定。二十五日阅诂经三月望课卷，二十六日毕。[45]此种情形凸显了“书院山长亦仅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46]之晚清书院常态，而因山长并不常川在院，则书院生徒当面请业之机会绝少，而颇赖于信函往复。
经此番通问之后，除参加书院考课之外，师生之间关系日益密切，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姊殁之日，章太炎致函俞樾，信中称：
三月闲以《左传读》尘览，旋受诲函，教以无守门户，且谓立说纤巧，甚难实非，读之不禁汗下……麟疴沴相缠，又遭天伦之戚，(家姊病殁，益无聊赖。)忧疢箸胸，面有墨色。侧闻精舍高材，十阙其二，尔来文宗垂意，未遇其人。以麟驽钝，自愧捷足，惟受经门下，先后四稔，邪理之木，匠石未弃，傥可闽其长鸣，加意翦拂，寓书推毂，为作曹丠，使得专意读书，无营薪水。斯事文宗主政，比于校书一席，差为容易。近时请书旁午，虑有先我得鹿者，如蒙省览，惟不庋阁为幸。[47]
则俞樾在收到章太炎致函之后有函复章太炎，“教以无守门户，且谓立说纤巧，甚难实非”，此举同于梁启超所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凝滞而奖进之”。此外，章太炎还希望能成为书院高材生，专心学业，按诂经精舍肄业诸生分为四类，高材生之外，有内、外、附三种，不同类型的生徒，待遇及额数皆不同。高材生由学政调拨，而山长可推荐。高材生之设，殆始于同治七年，时任浙江学政徐树铭于诂经精舍内、外课之外，特置超等六名，作为高材生，优给膏火，义乌朱一新即为其选。光绪十二年，瞿鸿禨又调拨高材生二十人入院肄业，“别筹经费以供膏火之赏”。高材生月有廪膳银，有专项经费保证，或曰“学生则高才十六人，每人月给廪膳银六两”。精舍初建之时，肄业生徒，初定为32人，此时生额，应为住院肄业之生额。此后，生额渐转变为考课取士之额数，道光十年每课分内、外课为36名，光绪五年内、外课各增6名，合成48人之数[48]。光绪二十年，前广东学政徐花农太史琪任满回杭，特捐银2000两存典生息，添作望课膏火，[49]经俞樾核定“加望课内课五名，每名每月一两二钱，外课十名，每名每月六钱”，“遇闰息增则加内课一名，无闰不加”[50]，附课则名额不定，亦无膏火。[51]章太炎参加诂经精舍考课，虽以多个名字应考，且屡置前列，但终究收入有限且不稳定，故而请托俞樾向学政推荐其为高材生，但事未果行。按陈存仁所记，章太炎晚年拜访杭州曲园：
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园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旁，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52](www.zuozong.com)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所刻《七集》十二卷，每卷卷末均有“章炳麟校”“章炳麟校字”等字样，可见由太炎担任校雠。主持书院考课为书院山长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职掌，书院既有考课，则自有诸多课艺留存，将课艺刊刻，不仅保存了诸多学术成果，而且更是书院考课效果之体现，且对于书院生徒来说亦是莫大的鼓励，因此选刻课艺成为书院山长的重要职责。
光绪二十二年，章太炎自述：“迁居会城，作《左传读》。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其后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传》古义，至是书成，然尚多凌杂。”“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于是锋铓乃敛。”此后章太炎“时经学之外，四史已前毕，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赖竹简斋书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潜心读之。既毕，谓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学渐实”。[58]此年，章太炎致函俞樾，称：
信函中除介绍自己学业之外，亦有传统汉学士子悲时之叹，且提及参与《春在堂全书》校勘之事。按及《春在堂全书》共有十版，始终处于不断增补之中，[60]章太炎所参与校勘者应为光绪二十三年版，为俞樾弟子、时任诂经精舍监院曹树培(字小槎)创议，于杭州用西法石印。俞樾著述由弟子整理、校勘为常例，如尤莹为《春在堂全书》作目录，蔡启盛作《〈春在堂全书〉校勘记》等皆为此类。
此年，康有为曾过杭州拜访俞樾，俞樾与章太炎谈及康有为之学术，章太炎自述称：“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先生笑谓余曰：‘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61]章太炎自云：“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之处，则问之。”又说：“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62]虽则如此，但其早期的学术成长，如“转益精审”“锋芒乃敛”“学渐实”都与俞樾的点拨和影响密切相关。总结上文论述，则章太炎肄业诂经精舍，光绪十九年之前仅为参加书院考课，此后因课艺优秀而让俞樾留下深刻印象，师生渐通音问，而章太炎渐获亲炙，师生之间多次以信函的形式进行交流，章太炎还协助俞樾校勘书院课艺集及其著述，俞樾居杭期间，亦曾偶尔问业于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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