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1681—1762，字慎修，徽州婺源人）是有清一代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一生蛰居乡里，乐贫守道，“身侧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潜心于著述与教学。其及门弟子众多，显著者有戴震、程瑶田、金榜等；其著作皆以实学为本，“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于古今制度、天文舆地、历算吕律，无不博综淹贯，实事求是。如“算学类”的《翼梅》《律吕阐微》和《推步法解》、“礼学类”的《礼书纲目》和《乡党图考》、“小学类”的《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和《音学辨微》，及“理学类”的《四书典林》和《近思录集注》等，其中收入《四库全书》有16种之多，《四库全书珍本》收其4种。如此荣誉在清儒中确乎少有，由此也可见其人其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学者，江永不愧为乾嘉汉学的开拓者和“皖派”学者的领袖；但苦于生计，不得已而坐馆为业，自嘲“食贫不免授徒，授徒须讲时艺”。早年即“治世俗学”，继而亦工四六文，坐馆后也曾编撰过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举业用书，以满足士子备考八股的需要。如“讲章”类有《学庸图说》，“制艺”类有《乡党文择雅》正续编，“人物考据”类有《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和《乡党图考》等，但这一系列有关制艺选本与当时流行的兔园册子又绝不相类。江氏曾与同乡学者汪绂诉苦道：“至若拙刻有《四书典林》三十卷、《四书古人典林》十二卷，此别有其故，盖食贫不免授徒，授徒须讲时艺。学徒资分不齐，不能尽读经书，临文多有寒俭之病，所读时艺亦多不得其典据。是以设为方便法门，取《四书》中有典实处分为门目，援众籍以实之。此犹《初学记》《北堂书钞》《韵府群玉》之类，令讨文家便于取材耳。徒辈惮其抄录之烦，遂梓之，非欲以是引人为饾饤之习。”[1]又，“《典林》之刻，原非本怀，事既已成，无可复说。足下缕缕规诲，敢不祗领。科举陋习，少即厌之，不得已而随行逐队，身侧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2]江氏坦言“科举陋习，少即厌之”，故其21岁进学后，即弃科举，求实学，以传承孔孟之道为职志。但为了招徕生徒以至馆谷丰润，塾师自然要积极应付对方的急切需求，帮助应考学子迅速而正确地掌握四书五经的内容大意，“不得已而随行逐队”，编纂一些讨文家便于取材的“举业津梁”之作，于是《学庸图说》之类的时文讲章也适时地应运而生了。有幸的是，时值乾嘉汉学兴盛之时，江氏所擅长的考证之学得以大行其道，如乾隆五十一年，大兴朱石君侍郎典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士子主于江氏说者，乃皆得中式，由是海内益重其学。[3]不幸的是江氏自己却为人作嫁，蜡炬成灰，以明经而终身。江藩对此颇为慨叹：“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岂传所谓‘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欤’！”[4](www.zuozong.com)
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学庸图说》一册二卷，为嘉庆六年（辛酉）逍遥书屋刊本，题署“后学江慎修手辑”。由其自序可知为江氏（时年44岁）在雍正二年完成的一部实用性举业讲章，辑录了其父江期及前人对《四书章句》的疏解讲义。曰：“先君子肄业时年甫弱冠，即能锐志理学，尽力于四子书，闭关静坐，终日研穷，著为《四书条理集》，藏之于笥。慎修谨受读，且从而增释之。无如辞语浩繁，椎鲁之资苦不记忆。因思用力之方，索于无形，更宜求诸有象，象呈而理显，理显而意明，或者其有一得乎？”全书仅二卷，前有自序和目录，上卷《大学》，凡图十一；下卷《中庸》，凡图三十七。每幅文字图示之下，皆附有一段文字解说，其用意在于补充图示文字之不足，“融会先儒之语标其下，并摘其大要附于后”，在诠释经义的同时，注重结构分析、章法梳理，以及句法和字法的精细考究。这种图文并举的经典诠释形式颇富新意，编撰者也颇为得意，自称“通部统绘一图，各章分绘一图”，依次编列，或重或轻，脉络相通，真可谓了然于目，灼然于心，使人“不复有掩卷辄忘之病”。为爱好者先睹为快计，笔者予以过录与整理，力图保持原样，借此以飨读者；文后略附研究心得，敬请方家一并教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