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无法实现的浪漫主义渴望
尽管康德陷于主客两分法和他的审美判断的主体决定论之中,这也无法彻底地解释清楚他对美学的重估,但随后而起的一大批哲学家和艺术家却通过打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一维的唯智主义而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逐渐更激进地瓦解了主客两分法,而席勒、施莱格尔兄弟、诺瓦里斯、谢林、叔本华、尼采以及狄尔泰的著作则与之携手并肩,表达了一种世界观的美学化。[4]
浪漫主义态度的特点是应从美学的视角来理解现实整体。[5]和康德一样,美学被认为是一种维度,在此理论和实践理性上能达到一种彼此和谐的状态,美学因此变成了“根本的哲学”(Marquard,1962,232)。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席勒十分失望,在他影响深远的书信集《美育书简》里,他诉求一种更根本的美学革命。[6]根据席勒的观点,当理论或实践理性支配时,人性中的一面就因为支持另一面而受到压制,随之也就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异化。只有当个体沉溺于游戏冲动之中,自然和自由,从而理论和实践理性才能和谐起来,只有此时,个体才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Schiller,1981,58)。
尽管席勒在很多方面都坚持康德的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观念,但此后浪漫主义的思考却常常怀有一种对于无限和绝对热切的渴念(sehnsucht)。浪漫主义的渴望是要把无限和当下调和起来。在1800年,诺瓦里斯对浪漫主义构想作了如下的描述:
世界必须浪漫化(The world must be Romanticized),这样人将重新找到原初的意义。浪漫主义的思想就是质的提升(potentierung):在浪漫化中,那卑微的自我和更好的自我融为一体,赋予那平庸以更高的意义,赋予那平凡以神秘的气息,赋予那熟悉以陌生的价值,赋予那有限以无限的表象,我使它们浪漫化。通过颠倒那更高、陌生、神秘和无限的进程……他们接受了平凡的表现。(www.zuozong.com)
与康德严格的主客两分法相反,浪漫主义的趋向要求是一种几乎神秘的主客同一,精神和自然的同一,这一点在前面所引用的诺瓦里斯的文字里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倾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化方面:康德在他的理论理性批判的背景中认为自然是无生命整体,确切地说,是一个原子的聚集现象,并从理性所代表的规律中获得它们的统一性(Logic,A1),而浪漫主义则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机盎然的整体。精神与其说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不如说是自然发展的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阶段。[7]
在谢林的同一性哲学里,精神和自然被理解为它们原初的同一。[8]在此艺术被赋予了体现绝对的同一性(或取消精神和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神圣任务:艺术作品是无限的有限表现(W,3: 620)。在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艺术因此被提升为“唯一真实和永恒的工具,它始终不懈地证明哲学所不能表现的,在活动和作品中的无意识,以及它的原初和意识的同一。因此,对于哲学家,艺术是座高峰,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显现了什么是最圣洁的,什么是在永恒和原初的同一中燃烧的,什么是在自然和历史中被分离的,以及什么是在生命和活动中,也在思想中,必须永远寻求彼此的逃离”(W,3:627-628)。[9]最终,谢林把现实的整体性作为艺术作品,从而我们在《体系》中读到,“客观世界是仅仅原初的,仍然没有意识到精神的诗”(W,3:349)。“我们所谓的自然是一首诗,它写在一个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文本上。”(W,3:628)
毋庸置疑,在谢林之后,我们在尼采哲学中找到了对世界观的美学化的最富有意味的表达。首先,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影响至深,尼采不仅把一种治疗法师(healingmagician)的能力,即能让艺术家融入原初的统一(primal unity)的能力归于艺术(B,24),而且认为现实整体是一部自我创作的艺术作品。尤为突出的是,在尼采哲学的效果历史里,世界观的美学化在20世纪哲学中得到延续。梅吉尔在《极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傅科、德里达》一书中论述到,后面三位也可以看作浪漫主义构想的承袭人,但是他马上指出,这些思想家的美学哲学不再承接着艺术协调,创造统一的功能的信仰,而是相信现代文化发现自身处在无法克服的危机之中。在此意义上,根据梅吉尔的观点,在19世纪浪漫主义,比如谢林和他们20世纪的承袭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裂口(Megill,1985,18-19)。
然而,与梅吉尔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对危机的意识早已内在于浪漫主义的构想之中。浪漫主义对于艺术协调功能的狂热,只是浪漫主义的渴望中的一方面而已。而与绝对相关的浪漫主义渴望实际上非常明显地伴有这种意识,即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渴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席勒指出,尽管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理性之间审美的和谐,是以一种未经反思的方式体现在素朴的希腊艺术家身上,但是这样的统一对于现代个体来说,却是不再可能的。席勒所说的感伤的现代艺术家充其量只能希望接近这种统一,就像病入膏肓的人希望重新康复一样。在《论素朴和感伤的诗》里,席勒谈到希腊人时说:“他们是我们曾经是,也是我们必须再次成为的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所不是的,看到了我们坚持不懈地要努力成为的,看到了我们永不能成为的,然而我们却希望在无止境的努力中接近的。”(Schiller,1962,414)与此相关的是,在一个注明是1798年的纲领性的片段里,施莱格尔提出浪漫主义的构想实际上是一种永远的构想。启蒙思想把无限看作有限世界内在的潜能(potential),是某种可能在未来实现之物,而与启蒙思想相反,浪漫主义者认为,无限是一个真实的(actual)无限,它断然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我们实际上无法实现它(参看Knittermeyer,1929,15-35)。尽管在努力追寻绝对这一点上,德国浪漫主义者感到他们自己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者们紧密相关,但浪漫主义的构想却因为意识到这个构想根本上无法实现,从而在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诚然,施莱格尔提到了无限的历史的前进,但同时这种前进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被理解为循环反复的。对他来说,这使得现代欧洲历史成为一种无法完结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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