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域外发达国家的公司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公司法的发展是基于国家的总体稳定，随着公司融资的变化而逐步进化的。正是在国家稳定的基础上，方有公司资本制随着公司融资的发展而形成，并带来公司注册的松绑与去国家化，推动公司治理架构的逐步完善。[68]其中，起到绝对作用的是商人与商事实践，并以否定再否定的发展路径，逐步修改、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概而言之，每一个公司法基本制度的形成与变革背后，都有着历史真实存在的商事博弈、国际化竞争与商事经验的总结。[69]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公司法并没有这样的平稳发展期，更多的是在曲折中摸索，并呈现出断代发展、师从多门的特点，公司融资难以形成充分的条件以完善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第一部公司法是清末《公司律》，此后在北洋政府时代至中华民国时期，陆续有多部代表性法律的出台。但这些公司法，都深深地带有当时中国救亡图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浓厚色彩，并且持续时间都非常短暂。一言以蔽之，当时的公司法更多地带有国家色彩，带有国家经由公司法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的特征。例如，最为突出的是民国时期的两部《公司法》，1929年的《公司法》多学自德、日，希望效仿两国经由弱国变为强国的经验，1946年《公司法》则更多地学自美国，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70]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才最终为中国公司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融资在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才越来越凸显。
只是，中国公司法的断代发展史，改革开放后的制度移植路径与本土制度环境，使得中国公司法在受到公司融资影响之外，有着许多自身的特点：首先，国家深度影响了中国公司法的形成，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与公司法的互动，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上，并具体地体现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法改造。不论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抑或是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都呈现出“产权 + 监管模式”[71]，这一模式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在资产管理上受到行政监管的影响，而这一行政监管的逻辑独立于公司法的逻辑。在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压力下，又需要借助公司法融通外部的资金资源，并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可是，这使得中国公司法在满足公司融资的商事逻辑之外，存在着监管的逻辑。其次，在英美公司发展史中，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融资市场，为公司法供给了大量的基本法律制度。只是在中国，证券市场所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相对滞后，尚未成熟到能够在公司法制度形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中国公司法本身具有表与里不一致的特点，并具体表现在，中国公司法尚未形成逻辑一致、循序渐进、由本土实践倒推公司法形成、发展及自我完善的机制。(www.zuozong.com)
中国公司法的断代发展史，使得中国公司法具有突出的工具属性。当缺乏量的与质的博弈过程，则不论是公司的实践者，抑或是中国公司法，对公司制度的发展方向都难以形成清晰的路径意识。当然，这一境况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随着公司融资力量的不断生成，将越来越推动中国公司法回归到纯粹的商事组织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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