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国家对地主占有田地的限制有所放松，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土地占有也从依靠政治权力向依靠经济权力转变，租佃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较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
安史之乱后，为挽救王朝危机，缓解国家财政燃眉之急，唐代宗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下诏：凡天下苗一亩须缴税十五钱。因国家需钱救急，不能等秋收时才征税，青苗时即须征收，故号称“青苗钱”。又每亩收“地头钱”二十钱，亦通称“青苗钱”。此即唐代按亩征税之开始，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已成定制。夏季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季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青苗钱则每亩较前加征一倍。此种夏、秋两季分征之法，即两税制实行之先声。[15]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即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难以为继的租庸调制，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缴。其主要内容为：不分主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就地纳税；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仅保留户税和地税；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即政府需用多少钱即预定收多少钱；依据财产多寡划分户等，户税按户等高低征收，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为准，地税按亩征收谷物；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两税法适应了均田制遭到破坏后的社会经济现实，克服了租庸调制的弊端，不管主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一律纳税，“认田不认人”“唯以资产为宗”，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有效筹集。
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比较如表1-1所示。
表1-1 租庸调制与两税法的比较[16](www.zuozong.com)
杨炎所创的两税法虽为国家敛财开了方便之门，但也存在加剧贫富悬殊、利商不利农等弊端。历史上对这一制度创新褒贬不一，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税法不仅在宋元时期沿用，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是我国古代赋税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分水岭。由两税法引起的土地制度的变化主要有：一是“量出为入”，在只关注国家税入而不思公平分配等原则的指导下，两税法改租庸调制授田征租之制，而行征租不授田之制。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限田、均田的政策，也就取消了对地主占田的限制。之后，虽然在产权上还有公田、私田之分，但私田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两税法以田亩为主，属于资产税的范畴。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地主、贫民，都要向国家缴纳一样的税。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缴户税，不缴地税。同时，由于奉行的是“唯以资产为宗”，国家逐步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使得佃农身份合法化，我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租佃制的普遍化，为我国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钱穆认为，唐代两税法以前在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等土地问题上有较大变化；而两税法以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已，只是事务而非政制，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宋朝开国后，实行的是均税政策，已非均田政策了。为使人民公平分担田租，宋代政府推行了“方田制”，要求重新测量土地，力求准确。但因地方上有势力者舞弊，效果有限。[17] 同时，宋太祖倡导“藏富于民”的思想，一改过去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推行比较自由的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地主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并采取各种办法隐瞒实际拥有的土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赤字严重，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即位后，起用了王安石，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的“王安石变法”。在土地政策方面，变法主要是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扶持广大农民从事劳作、发展生产。比如，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减轻了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又如，方田均税法要求清丈全国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再如，募役法规定，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的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官僚地主也不例外）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这样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变法实施后，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国库随之充裕。但由于变法中增加的财政收入更多的是以青苗、募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是对地主、商人、农民之利的夺取，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再加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及政策执行不力等原因，变法很快就归于失败。
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领了大量荒田，掠夺了大量民田，开垦了新的屯田。对这些土地，除一部分官田直接由政府管理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王公、贵族、功臣、寺观等。许多汉族地主投降元朝后继续保有自己的田产，受到的损失比较小，有些江南大地主甚至兼并了更多的土地。元代各类特权地主队伍扩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到达顶峰，农民阶级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土地不断集中。[18] 元世祖时，还发动农村组织农社，即凡农村中有50家者组成一社，100家者组成两社。如一村落中不足50家者，则将两个或三个小村落组成一社；如村与村之间相距太远，则20家亦可组成一社。在农社中，如有农家遭遇疾患、天灾、劳力不足、耕牛死亡等，则可由其他各家给予协助，各农社之间也可视情互相开展协助。农社的建立，实在是一种良好互助的经济合作制度，也是一种农村自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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