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财经工作量大事杂，给管理和监督造成困难

综上所述，宋代财政收支之浩大，苛捐杂税之繁多，财政分配之复杂，财权之集中，使宋代财经管理和监督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撇开分隶制、财政高度集权中央所增加的工作量不说，仅据宋代财政收入是唐四五倍，苛捐杂税名目是唐5倍来推断，那么宋财经工作量起码也有唐的5倍。接着我们再比较一下唐宋中央财经机构官吏的人员。据《旧唐书·职官二》记载，唐户部共有官吏73人，度支58人，比部50人；而《职官分纪》卷13《三部诸司属吏》记载真宗时期户部217人，度支182人，三勾院100人，都磨勘司34人，理欠司46人（后三者相加对比唐比部），显而易见，宋朝中央财经机构的官吏人数大致是唐3倍。

从以上工作量和官吏人数对比的情况看，宋中央财经工作量超出官吏人员所能承受的负荷，再加上“三司官吏积习依违，天下文牒，有经五七岁不为裁决者”^[7]，致使账籍大量积压。如端拱元年（988年），著作郎、直史馆罗处约就指出：“堆案盈几之籍，何尝能省览之乎？”^[8]据嘉祐初统计，“三司簿书滞留者，自天禧以来，末账六百有四，明道以来，生事二百一十二万”^[9]。其结果是“计账之繁，动盈几案，公家之利无益关防，徙事勾稽，空縻纸札”^[10]，“三司簿领堆积，吏缘为奸”^[11]。(www.zuozong.com)

与中央情况相似，宋地方财经工作也是量大事杂，给管理和监督造成困难，不法之徙乘机舞弊作奸，以饱私囊。如州县“长官日困于应酬，财赋文书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详究，兼前后交承，首尾不相应，以至渗漏者甚多。或支数与收数不同，细数与总数有异；或上历支解而复收入己；或已解及数而涨数虚解；或以单子脱解而不上籍；或以钞脱解而不上历。似此之类，不一而足”^[12]。又如《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线》曰：“一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放……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印板账，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