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市场经济具有它本身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命题，从维护和发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则出发，着重从宏观上分析理性预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对于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故有时也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17]。这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货币学派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货币学派的延伸，因此该学派又被称为“新货币主义”、“货币主义第二代”或“激进的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1943—）、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约1938—）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一批学者自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向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挑战，试图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此外，他们还对政策的时间性一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44—）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罗伯特·金（Robert King，1951—）、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1948—）等。目前，这批学者以其与众不同的周期理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检验技术，活跃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界。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70年代。理性预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John Muth，1930—2005）提出的，他指出：“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测叫‘理性’预期。”[18]按照他的观点，除非发生反常的扰动，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依据当时所取得的信息，能够对有关变量的未来变动作出正确的预测。也就是说，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是一致的。
当然，这一假定并不是说，每个人对某一经济变量根据当前信息而形成的主观预期都会与未来的实际数值会完全一致，而只是说，尽管每个人的预期有误差，但是每个人的误差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平均来说，一般的预期与未来的实际数值必将相等，而实现这一联系的机制就是形成预期时所取得的信息。同时，这一假定也并不排除在现实经济中存在不确定因素，而这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的预期偏离其预期变动的实际数值。但是，它强调人们一旦发现有偏离，就会立即作出正确的反应，把预期很快调整到与实际变量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人们在预测未来时绝不会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失误。(www.zuozong.com)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二战后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滞胀”的局面时没有产生神效，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为短期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争论不休，理性预期的分析被许多人认为能够解决双方争论的难题，也能为解决“滞胀”的困境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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