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13]毛泽东承认矛盾并正确细分社会矛盾,采取区别性的措施化解矛盾,为幸福社会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他认为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考察旧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曾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14]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2000多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封建传统势力和封建传统思想。在近代,这种封建势力又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状况不仅大大增加了争取民主斗争的艰巨性,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封建残余思想的长期存在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它势必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定“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5],自觉地为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建立人民革命政权,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广泛权利。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宣布:“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这就从法律上确认了工农兵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参与政权管理的权利。中华苏维埃选举法还规定,上述公民在16岁以上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讨论和决定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由于取消了对劳动人民的一切限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了根据地的工农兵即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充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广大工农群众能够参加根据地政权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与监督。1931年中共中央为建立全国性红色政权准备制定宪法时,曾提出制宪的基本原则:实现代表广大民众的真正的民权主义,实现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实现妇女解放。而在全国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一些同志片面提出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毛泽东严肃指出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他说:“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16]这些传统和经验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说发展民主政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制度保证,那么正确处理好人民的物质利益矛盾则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利益是矛盾的源头,很多矛盾都可以找到物质利益分歧的源头。实质上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制度框架内解决好物质利益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群众内部的重大事件,构建和谐幸福的社会。毛泽东在协调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方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其一是将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结合起来,协调好发展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内忧外患,这时的国防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否则新中国的政权就可能被颠覆。毛泽东既强调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又注意到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注重协调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合理关系。其二是协调好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初期适度汲取农业剩余资料是为了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也是必要的。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提取农业的生产资料支持工业建设,导致农业人口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毛泽东吸取这一不利于人民内部团结的教训,兼顾了工业化的速度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善提高的进度。其三是协调好发展基础条件差异较大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利益调配的矛盾。这主要涉及我国工业发展的区域布局问题,针对以前工业布局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内地所占比例较少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为了平衡工业的地域差异,内地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其四是反对官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实行官民平等。腐败特别是政府决策腐败导致人民财产的浪费,容易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抵制,是群众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导火索。腐败的政府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幸福建立在人民群众疾苦之上的危险群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解除人民的痛苦,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关心人民疾苦、偏听群众呼声,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和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那些对人民的疾苦漠然置之,对个人名利患得患失,在人民面前颐指气使、横行霸道的人,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人民大众完全有权起来把他们革掉。(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