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各地党工作据点建立-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先后疏散了一批党员到滇东、滇东北、滇南、滇中、滇西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荫蔽精干”过程中开辟或建立工作据点。这些地区各民族杂居，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国民党统治基础薄弱，各地方大小实力派、民族上层与国民党中央势力存在着各种矛盾，有些地区国民党的势力甚至无法插手。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城市的形势下，云南边疆多民族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为党在云南继续开展活动和斗争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疏散到这些地区的党员和当地党员配合，大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中小学校任教，进而掌握控制这些学校并以此为据点向农村发展。另外，昆明一些大中学校的党员随学校疏散到周边各县，在当地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在滇东南地区，1942年1月，中共泸西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撤销，泸西县委改为泸西特支，由魏筱涵、陈达明担任书记、副书记。罗平县委改为由省工委指定的负责人张鸿逵、张惟清先后分别单线联系党员。弥勒县委于1941年撤销，1943年，省工委派姜必德回弥勒负责全县党的工作。陆良县党的工作先后由姜必元和朱杰负责，还有一些党员由其他线单线联系。

在滇东北地区，1942年春，沾益播乐中学党支部改为单线联系，由樊子诚负责。7月，省工委派祁山、孙林、孙明达到播乐中学，增强了学校党的力量。1942年以后，姜克夫、蒋程高等一批党员先后到了宣威发展党的工作。1944年，播乐中学成立党的特支，领导沾益、宣威、平彝、曲靖4县部分党员的工作，书记樊子诚，副书记李天柱。昭通地区党的工作，1941年至1944年先后由李德仁、李长猛、蒋永尊和吕茂林负责。1944年秋至1945年夏，省工委先后派傅发聪、李德仁回昭通主持党的工作。此外，还有一批疏散到昭通各县的党员，在当地隐蔽开展工作。

在滇南地区，1941年春，西南联大党员袁永熙、周天行等及外地转移来滇的部分党员疏散到个旧，与在个旧的孙仲宇、盛泽源取得联系，建立了个旧地区党组织，联系个旧、石屏、蒙自、建水、元江、墨江等县的19名党员，书记袁永熙。6月后，袁永熙转移到外地，个旧地区党组织由孙仲宇负责。1943年春，孙仲宇转移到建水，个旧地区党组织停止活动。同年，省工委委员刘清到滇南，负责滇南、滇东南地区党的工作。1945年7月，省工委派马千禾到建水，负责滇南地区党的工作，马千禾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初步统一了建水的党组织。1941年，石屏县的党员先后由刘时平、陈琏负责联系，1943年后由范嘉乐、钟君劭等联系。1941年，建水党小组由朱君毅负责。1943年，建水建民中学建立了两个党小组，分别由孙仲宇和昌宝宏负责。1945年8月，另成立一个党小组，由廖必均负责。蒙自、开远、元江等地都有一些党员隐蔽工作，单线联系。1941年至1945年，省工委先后派董大成（董保先、董易）、吴子良（吴显钺）等西南联大的党员到磨黑、墨江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党员单线联系。此外，在滇南的蒙自、开远、元江等县，还有一些实行单线联系的党员。

在滇西、滇西北地区，1939年7月以后，由于当时的省工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一地区的党的组织情况判断有误，切断了省工委同这一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杨正芳的组织联系，使一部分党员失去联系。但多数党员在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工作，并积极寻找党组织。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批疏散转移到大姚、大理、剑川、丽江、保山、腾冲、龙陵、施甸、维西等地的党员，都独立地开展了一些工作，发展了部分党员，为以后在这些地区开辟发展党的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

在滇中和滇北，1943年8月，李群杰在昆阳成立厂党小组，并担任组长。1944年1月，成立中共昆阳党支部，书记李群杰。同年3月，省工委派王以中到峨山开辟党的工作。孙林、李方英在安宁，王文炳在嵩明、寻甸也开展了党的工作。

由于历史的、民族的原因，云南各地的汉文化教育普遍比内地落后，由此也使云南格外崇尚教育，教师在社会上普遍得到尊崇，社会地位比较高。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从这一实际出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知识分子党员疏散隐蔽到县乡中小学校，以学校为阵地和据点，对各族青少年进行培养教育，同时开展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将工作向广大农村延伸。许多任教的党员，其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由于教学认真，勤恳工作，教学质量高，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许。他们结合教学，传播马列主义，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启发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许多地方还根据当地的实际和可能，发动和组织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斗争。到抗战结束前，党在全省建立的工作据点中，较突出的有建水建民中学，沾益播乐中学，普洱磨黑中学、墨江中学，石屏师范学校、宝秀中学，罗平中学，大姚中学，峨山中学等。

建民中学的前身，是进步人士刘宝煊于1938年8月创办的建水县立师范学校，1942年春改为私立建民中学。刘宝煊青年时期为寻求革命东渡日本，参加过进步组织新滇社，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发生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集会活动。刘宝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云南大学任教。1937年，应地方开明士绅的约请，回乡办学。他秘密建立了革命团体“丹心社”，把建水地区的进步势力，包括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团结起来，使学校越办越兴旺。1941年9月，他聘请共产党员方仲伯到建水任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42年春，学校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为使学校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取得办学自主权，刘宝煊与方仲伯商议，并在地方开明士绅邵连义、韩先廷的大量资金支持下，将学校改办成一所私立中学，更名为建水建民中学。学校教师除了聘请的一批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外，还有从仰光回国的杨纪庄，由个旧《曙光日报》转来的孙仲宇、周天行，由广东疏散到云南的陈家震、廖新伦、罗新，由省工委安排来的岳世华，通过孙起孟的关系介绍来的陈伯澄、陈学英等。建民中学的党员在组织上采取“平行领导、单线联系、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法，认真执行“三勤”政策，在组织上彼此之间虽然没有横的联系，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始终保持一致，彼此心照不宣，为执行党的工作方针而勤奋工作。刘宝煊、方仲伯、杨纪庄一起研究制定出“笃学力行，科学、务实、爱群、整肃、活动”的校训。^[7]教师们巧妙地将马列主义融入教学内容，语文课教材选鲁迅、高尔基、沈雁冰、郭沫若、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历史课选张建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和华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公民课选《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方仲伯还自编了一本油印地理课本。学校以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演讲会、壁报等多种形式，对青年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学校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组、戏剧组、篮球队、排球队等文体小组，建民剧团经常到社会上公演话剧《北京人》、《钦差大臣》等，深受群众喜爱。胡宗沣老师编导的舞蹈《马车夫之歌》、讽刺剧《兽国春秋》、《老美顶好》等，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建民小报》也办得有声有色。学校请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的军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学校还办了建民农场、建民合作社和学生工读团，解决办学及学生的经济困难，建民中学优良的教学水平和教学业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学校里的秘密革命团体“丹心社”和“传薪社”的成员后来大都加入了党组织。从1941年至1949年10月，党组织先后在建民中学师生中发展党员104人，民青成员167人。建民中学成为党在滇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工作据点。

沾益播乐中学是在爱国民主人士温培群支持下创办起来的，经历了由小学到中学的发展过程。先后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受过党的影响和教育的青年学生达千人以上。播乐中学远在偏僻的荒山沟里，物质条件很差，生活极为艰苦。学校办了粉房、油房、酒房、养猪场、织布厂、染布厂等，又在黑老湾建了一个农场。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挖土基，修教室，挖煤炭，烧木炭，无所不干，由此也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在“革新、进取、求实”的办学原则下，学校教学改革成绩突出，教学质量在滇东北名列前茅，吸引了沾益、宣威、曲靖、富源以及贵州盘县等地的贫苦青年纷纷前来就学。1937年夏，党组织派樊子诚到播乐学校任教。1945年初，省工委派李天柱、杨泓光到播乐中学，与樊子诚组成中共特别支部。至1948年，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出党员55人到这里工作，吸收了教职员11人和学生84人入党，党的外围组织“农民解放社”发展到近500人，分布在沾益、宣威、曲靖、富源4县的40多个工作据点，^[8]形成了党在农村的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播乐中学也成了人民群众、革命青年向往的一所革命学校。(www.zuozong.com)

普洱磨黑中学是党在思普地区建立的重要工作据点。磨黑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1941年由磨黑盐商灶家首户张孟希出面筹建。同年10月，西南联大党组织派党员吴子良、董大成前往磨黑中学应聘。在以后的7年间，中共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党组织先后派党员25人到磨黑工作，动员了进步青年20多人到该校任教。吴子良、董大成等认真执行“三勤”政策，采取“站稳脚跟、联络士绅、教好学生”的工作方法，很快取得当地社会各界的好评。1942年秋，在学生中建立了社会科学学习小组，以后在社科学习小组基础上发展了民青组织，成员有80多人。1943年春，吴子良被任命为校长，到昆明聘请了施载宣、许冀闽、郑通津等进步青年到磨黑中学任教，同时来磨黑中学的还有张孟希用重金聘请的著名教授刘文典。1944年3月，党员陈盛年、黄平、卢华泽和几名进步学生应聘到磨黑中学任教。7月，省工委指示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马千禾，指定秦泥、曾庆华、曾庆铨、茅以宽受聘到磨黑中学任教。从各种途径到磨黑中学任教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结合教学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学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并由黄平讲授从党建立到皖南事变的中共党史。学校让学习成绩优秀、家庭无力供读的学生半工半读，做勤杂，由学校供吃，免交学杂费，这批工读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党员和民青成员。学生中建立了公开的学生自治会，党员杨家俊、韩维松组建了同生社，邮购进步书刊销售，其中有《新华日报》、《群众》、《北方文丛》等报刊和《鲁迅全集》、毛泽东的部分著作。《新华日报》在磨黑地区销量达100多份。^[9]1945年8月，党组织又安排董友松、袁用之、盛特伟、陈柏松、廖瑞群应聘到磨黑中学任教。经过许多党员的多年的工作，磨黑中学成为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据点。

石屏师范学校创办于1923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建立过中共石屏支部和石屏中学支部。1941年春，共产党员刘时平、华立英、陈琏、何宏年等疏散到石屏师范任教，4月，刘时平发展了进步学生钟风彩、王梦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秋天，朱家璧应邀到石屏师范演讲《民运工作漫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应邀到石屏宣传抗日期间，也到石屏师范作过多次演讲。1942年春，何宏年带领石屏师范30多人的业余演出队赴建水，与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开展军民联欢活动。1943年4月，省工委委员刘清到石屏，指示在石屏师范的党员要贯彻“三勤”方针，领导开展学生运动。1944年秋，中共党员张万彬任校长，又聘请了党员孙运仁、李春辉、何方、罗洁英、范嘉乐和西南联大的一批民青学生，以及石屏进步人士杨世伟、高俊等到校任教，组成了一支朝气蓬勃、进步向上的教师队伍，培养教育了一批进步学生。

罗平中学是党在滇东南较早建立的工作据点。抗战初期，中共罗平县委建立后，就在罗平中学开展工作。1941年，省工委派西南联大党员黄守业、李炳泉、张鹊梅、梁淑明等到罗平中学任教。1942年，黄守业、李志尹、张鹊梅等到国民党驻罗平炮兵营做营长吕仁侣的团结工作，炮兵营随后与罗平中学师生多次举行联欢晚会。1943年，左柏任罗平中学校长，中共党员张蕴璞、张惟青等积极做左柏的团结工作，左柏站在进步师生一边，支持党组织发动的学生运动。罗平进步人士王之达从1944年起在党支持下担任罗平中学校长，掩护罗平党组织的工作，直到1948年4月罗平公开武装起义。1944年，省工委陆续把共产党员任学源、朱希敏等派到罗平，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4月，罗平中学校友会成立，成为党组织团结师生和社会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峨山中学被誉为滇中地区的“革命摇篮”。1944年3月，省工委派党员王以中到峨山中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王以中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先教好书站住脚，广交朋友，宣传国际国内形势，进行调查研究。1945年3月，王以中在学校组织了有10多名学生参加的秘密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革命书刊，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对推动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峨山中学成为党在滇中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

大姚中学是进步人士李一平于1940年秋创办的。共产党员万国祥、钱定洋及进步青年李毓材先后到大姚中学任教，1942年又有党员王秉鋆、民先成员王崇福、李鸿昌到校任教。大姚中学师生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揭发了玉屏乡副乡长沙毓超的贪污罪行，迫使县政府将沙毓超撤职查办，关进监狱；搞垮了贪污腐败、劣迹昭著的县教育局长刘紫芝；利用矛盾赶走了国民党驻大姚的军队；抵制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活动，赶走了学校里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等^[10]，以各种方式同贪官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荫蔽精干”过程中开辟和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工作据点，是党在这一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疏散到民族地区的党员，有的对少数民族情况作了全面调查，中共党员杨湛英深入滇西北边远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云南滇西北边区调食记》；云大附中、西南联大的党员也利用假期到路南等地进行社会考察。许多党员以中小学为据点，逐步向农村发展，广泛开展党的民族工作，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疏散到丽江的党员刘允中发展了一些白族党员，疏散到大理的李之楠等发展了一批白族党员，罗平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回族、布依族党员等。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全省各地不露声色的据点工作，广泛深入地在全省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培养了革命骨干力量，为以后党领导开展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