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认识过程的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有过不少论述。这些论述一方面“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11]，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大幅度的摇摆，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和对立起来。一些研究文章只片面地讲他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而忽略了他形而上学的不足，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全面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第一，他初步认识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和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首卷开篇中就说：“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重要认识。但官感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12]亚里士多德这个认识比他在《论灵魂》一书中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进了一步。在《论灵魂》中他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作了两点区别：一是感觉是被动的，“思维不是被动的”[13]；二是“感觉不能感到太强烈的感觉对象，不能忍受太强烈的气味、颜色。但对于思维，就没有这种区别”[14]。这里他主要是从认识方式上的不同来区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显然这个区别还是从直观上来把握的。而上引《形而上学》中的论述就要深刻一些，基本上把握了两种认识形式的区别，同时还看到了二者的联系。他说：“理智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早先已在感觉中的。”[15]这说明他已察觉到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甚至还说到在感觉的灵魂中包含着思维的灵魂，而在思维的灵魂中又包含着感觉的灵魂，这已经是比较细微的分析了，初步接触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渗透问题。
第二，他初步揭示了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他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16]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经验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什么是经验呢？他认为“人从记忆积累经验”[17]。经验虽是个别的知识，但它和感觉还略有差别，它是反复感觉后产生的一个东西。所以，一些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认为亚氏的经验范畴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者叫“认识的中介”。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技术。经验是个别知识，技术是普遍知识：“从经验所得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18]这里亚里士多德已给我们勾画了一个认识发展的轮廓，说明认识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列宁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揭示了认识的辩证过程，他说：“不仅从物质到意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等等也是辩证的。”[19]
亚里士多德不仅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认识要经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而且还从辩证法的角度、从个别和一般辩证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他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四章中说：“大众修学的程序，宜必如此——经由个别的感觉经验所易识的小节进向在本性上难知的通理。如同我们的行事应始于个别之小善，而后进于所有个别尽为称善的绝对之大善，我们的研究也当始于各自所能知，而后进求自然之深密。”[20]这里他已点明了认识过程是一个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他认为脱离个别，事物就没有什么可以存在。但我们“实际上总是因为事物有某些相同而普遍的性质，我们才得以认识一切事物”[21]。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过程的探讨上的确“处处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22]。(www.zuozong.com)
最后，他在本体论上的动摇，导致了认识过程理论上的混乱。在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到巴门尼德、柏拉图以至当时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德谟克利特，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都有一个传统的看法，即一切可感觉的事物都是流动变化的，而这种流动的对象是不可能认识的，它们只是感觉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的对象。他们认为理性的对象应该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就被分割开了，成了一个互不关联、各自有着自己对象的两种认识。对于这种传统的看法，如果仅仅从认识论上说亚里士多德是反对的，上面已作了简述。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过程上的观点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他的认识论学说直接受到他关于本体论学说的影响。
当他在本体论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认识是清醒的，处处表现出质朴的辩证探索，这样他是反对当时流行的认识过程理论的。因为很显然，他在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时，在本体论上坚持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的唯物主义观点。如果此时他在认识论上赞同这种传统的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认为个别事物只是感觉对象而不是理性的对象，在具体的个别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理性认识对象，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他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也将付之东流。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当他在本体论上动摇的时候，他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看法也就发生了偏差。他在本体论上唯物主义勇气的丧失，导致他在认识论上丢掉了辩证法的智慧，这样他就归附了当时流行的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成了旧思想的附庸。例如，他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十五章中说有两种本体，一种是带有质料的具体的本体，另一种是“公式”即一般的本体。前一种本体是变化的，所以它只能是意识（感性认识）的对象，而不能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同时因为这一类本体是流动的可生可灭的，所以无法下定义。因为任何定义都是一般，而一般的对象只能是永恒的本体。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本体论上的两种本体中一般的本体更为重要的观点，推导出了认识的两个对象，从而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了。反过来，这种认识论上的错误，进一步加速了亚里士多德在本体论上的下滑。因为既然理性认识有自己永恒的对象，这个永恒的对象也是本体，那么这个永恒的对象就和具体的个别事物相分离而成为另一个世界，于是认识的二重化就发生了。如他自己说的：“物质有两类，一类是可感知的，另一类是可理知的。”[23]此时，亚里士多德批判“理念论”的战鼓声已完全偃息，而又和柏拉图重新挽起了手臂。所以列宁尖锐地批评他说：“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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