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美学的分析介绍

3.1　形而上学与美学

在我们聆听叔本华和里奇彼此要说些什么，以及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之前，我想先暂停一下，以便考察叔本华的美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叔本华把音乐定义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无意识活动，在这种活动里，灵魂不知道它在哲学化”(Schopenhauer，1969，264)。^[1]对叔本华来说，音乐不仅是美学至高无上的源泉和对苦难无比的生活的抚慰，而且更重要的是，音乐是生命依存的最后根据的知识的源泉。当我们作为(后)现代的读者，寻求步入叔本华美学的路径时，我们有理由去问，形而上学和美学的这种密切关系是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找出自尼采以来的哲学中的连续性，那么这种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的根本决裂肯定是备选项之一，而叔本华则是这种思考方式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难道叔本华美学的形而上学背景使得他如果离开了观念史的角度，就会索然无趣吗?就这个问题而言，想把叔本华同当代美学和文化哲学的论争牵扯在一起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告诉我们不要过早地下结论。传统形而上学力图揭示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和起源，尽管对这种野心的批判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由此真的超越了形而上学。所有通往现实的路径都是源自一种解释的背景，一种对存在的理解，而没有这些背景和理解，就根本不会有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参看Heidegger，BT，33，78 ff.;参看DeMul，1997d，233-236)，即使最世俗的实证主义也无法避免这一点。要走近现实，就必须让假想引导自己，而这些假想特别含蓄，关心的是何者构成了“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就连实证主义也是由形而上学的假设所引导。这样的形而上学背景在历史中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它们决不会被完全取代和抛弃(参看Derrida，1981，280-281)。狄尔泰比任何人都强调形而上学背景的相对性，他指出:“形而上学的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有限的现象，然而人的形而上学意识是无限的。”(Dithey，1914-1996，1:386;参看De Mul，1996b，1999)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只能同意叔本华关于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动物的观点。如果我们说20世纪的哲学同传统形而上学相比有所进步，那么这不是因为我们超越了形而上学，而是我们如今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论断实质上不是关于现实的论断，而是一种对解释性背景的阐释。而有了这种背景，才能走近存在。^[2]

在第一章对尼采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指出，所有的形而上学都埋藏着隐喻的根基。当一种特殊的隐喻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先验的根基(德里达称之为一种先验的能指)时，形而上学的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种隐喻也成为一种根本的隐喻(参看Koestenbaum，1960)。例如，以笛卡儿和德·拉美特里的思想为根基的现代人类学把人看作一架复杂的机器。这样的一种根本的隐喻敞开了一个独特的现实，而这个现实随后成为经验性研究所探寻的领域。因此，现代西方医学也可以理解为以这种固化的隐喻为根基。这个例子同时告诉我们，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是美学上，有了根本性的隐喻的力量，就可以非常成功地对隐喻进行一种体系化的形而上学的固化。但与此同时，危险会一直存在，因为当这种根本性的隐喻扩大为一种“真实的世界”(即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程度时，它就会寿终正寝，不再是隐喻。所以，解构主义者认为，保持形而上学中隐喻的活力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参看白人神话学: Derrida，1982a，207-271)。(www.zuozong.com)

隐喻在形而上学中的这种作用确保着对形而上学体系的判断总是包含着一种审美的维度。在一篇著名的关于叔本华的文章里，托马斯·曼如是说:“形而上学的体系让我们体验到愉悦，逻辑严密和谐有序的理念世界让我们感到满足，叔本华的哲学本质上就是审美的。它就如同艺术一样，布局、塑造和控制混沌的神妙让我们快乐欢喜、心满意足。”(Mann，1977，87)这也意味着，这种协调、优雅、简明和可信的审美标准在对形而上学体系的判断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了这些相对简单的方式，这种“伟大风格”的形而上学就对现实敞开了包容万千的视野。

以上的这些考虑意味着在我讨论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时，首先引导我的问题，不是在符合“现实最根本的根据”的意义上，这种形而上学是“真”还是“假”的问题，相反，问题是这种形而上学能否让我们以一种协调、合理和可信的方式去阐明当代重复音乐带给我们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