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北仑与郭巨：文化差异的困扰

郭巨虽然隶属北仑，但只要一开口，别人就听得出你是郭巨人，因为郭巨话与北仑其他地方的话有较多不同。

就说郭巨两字，“巨”的发音就不一样。再比如说“我”字，发音也有较大差异，郭巨的发音更接近于“鹅”。

宁波话里，“阿拉”是个代表性词语，全国人基本都知道“阿拉”代表着宁波或上海。“阿拉宁波人”可以成为书名，可以成为电视节目，这句话更是宁波人的口头禅，其中的自豪与得意之情，可以与“阿拉上海人”相比肩。北仑更富有创意，把阿拉直接写进了歌词，几年前有首歌曲《让世界与我们共成长》，那首歌就是以阿拉开头的，“阿拉，阿拉，阿拉……东海边热土上，让我们播下希望……”从而让世界认识了阿拉北仑，让世界与阿拉北仑共成长。

比较尴尬的是，同为宁波人，郭巨却不讲“阿拉”，而讲“鹅拉”。也愈发显得郭巨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这几个关键字的区别，常常让我觉得自己不是正宗宁波人。二三十年前，那时还是个孩子，打扮得清清爽爽去宁波城里白相（玩耍），不管行头多齐整，只要一开口吐出个“鹅”字，立马就露馅了，会招来某些城里人的鄙夷眼色，“原来是乡下头来的，下只角人。”

我倒也没觉得羞辱，或者生气，因为的确是大山里的孩子，不管走多远，我的根永远在乡下，在山里，在“鹅”们游弋的池塘间。

后来外出读书，班级里不少同学来自大碶、新碶、小港，开口即“阿拉”，都是正宗的“阿拉人”。他们辅导我打球，也辅导我学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我的发音，硬要我把“鹅拉”变成“阿拉”；把我那边的“肉”，变成他们那边的“肉”；把我那边的“虾”，变成他们那边的“虾”；把我那边的“泥猪”，变成他们那边的“鸟猪”。我卷着舌头说了几天，但一不留神，那只“鹅”就会跳出我的嘴巴。几天后，我彻底放弃，重新恢复我的“鹅”“肉”本色。

乡音是一个人身上最大的烙印。(www.zuozong.com)

毕业后上班了，当时那个单位里也有不少“阿拉人”。一次说话我用了个叫“贴创”的独门词语，他们显得很愕然，瞪大眼睛问我“贴创”是啥意思。我说是“如果”的意思。他们哈哈大笑，“那叫‘贴胖’，不叫‘贴创’。”后来，他们干脆就以“贴创”做我代号，见面不叫名字了，而叫我“贴创”。

还有个词语，也是柴郭地区独有，那就是对母亲的称谓“媪”。把母亲呼为媪，是古人叫法，《广雅疏证·卷六下·释亲》解释得很明确：“媪，母也。”此外，在《史记·赵世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等史书里也都有明确记载。可见呼母为媪有着悠远的传承，柴郭地区的人不必以此为耻，柴郭以外的人也不必感觉惊讶。

媪，在郭巨土话里发音为“ou”，第四声。这个称呼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郭巨广泛流行，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一般都叫“阿姆”“姆妈”，“媪”的叫法基本听不到了。原因在于，媪的发音与宁波话里“屙”（即屎）的读音接近，显得对母亲很不尊敬，所以这个叫法目前已被淘汰。

从前，郭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城，与外界互动流通不多。第一，可能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它处于宁波陆地最东端，要出来，得翻越好几座大山。第二，与它的定位有关。郭巨是一座城，一说到城，有些人会想到“围城”，所谓围城，就是城里的人想出来，但出不来，城外的想进去，但进不去。郭巨造城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让人们守住这座城。如何才能守住呢？只能寸步不离。所以它的土话自成体系，与原汁原味的宁波话就有了许多不同。

有个外地朋友曾经说起过：“郭巨话有点奇怪，初次来郭巨，听一小孩大叫‘哎呀’‘哎呀’，以为虐待儿童，转头一看，并无人打他。后来才明白‘哎呀’即爷爷的意思！”

说得我哈哈大笑。

我有不少跟我“出屁股长大”的同学，他们走出郭巨，走进北仑城区，在那里扎根定居，努力学说“阿拉话”，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阿拉人。追求改变应该不是件坏事。我也如此，所谓入乡随俗，有时跟人说话免不了带些“阿拉话”的色彩。只有回到了郭巨，不用再强迫自己说“阿拉话”，才觉得无须勉强、恢复本然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