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与教育：多元与多源研究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历史学家唐德刚就说过，美国佬天生就是中产阶级^[3]。纪录片是一种精英文化，观众也以中产阶级居多。美国中产阶级的划分与其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声望等因素都密切相关，中产阶级把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当作基本的价值观，同样需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因此也能支持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意见。中产阶级对于社会也有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时代，中产阶级中的专业人士的焦虑感正在增加。

中产阶级关心教育，在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中也有相关内容的作品。《普林斯顿：寻找答案》（Princeton：A Search for Answers，1974）是一部有关普林斯顿大学的30分钟短纪录片。片中，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在作关于黑洞含义的讲座，英语教授丹尼尔·萨尔茨正在教一个莎士比亚话剧的表演课程，音乐教授爱德华正在帮助一名学钢琴的学生解决实践困难，物理学研究生正在讨论需要解决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一部实际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宣传片能够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奖是个特例，也反映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纪录片观众和评委对于教育具有高度的兴趣。美国中产阶级对于常青藤联盟的普林斯顿大学颇感兴趣，好莱坞其实在故事片中也在满足观众的这个爱好，2013年3月上映的《爱在招生办》（Admission）同样也是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故事发生地，美国中产阶级的常青藤名校情结是好莱坞创作的一个目标。如果说《普林斯顿：寻找答案》是对高等教育的向往，《我是个许诺：斯坦顿小学儿童》（I am a Promise：The Children of Stanton Elementary School，1994）则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基础教育的关注，苏珊·雷蒙德和艾伦·雷蒙德代表中产阶级，把关注的目光下沉到城市贫民区的教育之中。

中产阶级对于教育的关注不仅表现在大学，对于不同种族的教育被其视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标志。在美国，理论上各地政府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但由于种族等原因，在美国也有步履艰难的时期。纪录片《来自小石城的9个人》（Nine From Little Rock，1965）就是创作于这一呼唤不同种族应该受到平等教育的社会背景之下。1954年堪萨斯州通过托皮卡教育法案，率先宣布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而联邦大法官也根据宪法裁定，州政府应该逐渐消除种族分离制度，在教育方面应该安排不同种族的孩子交叉进入黑人和白人学校，但多数强迫性的措施难以有效实施。之后的1963年，在南方的密西西比大学，当一名黑人学生进入学校时遭到白人学生的暴力反对，他只能求助警察或者武装军人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学习权利。敏感的纪录片导演次年就抓住小石城的类似事件——9名小学生每天由众多士兵荷枪实弹地护送到学校——制作出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纪录片，满足了中产阶级对教育和对种族隔离制度关心的欲望。

纪录片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创造出了巨大的影响力，与中产阶级对于社会上其他媒介形式无法满足其对真实性的需要有关。许多人认为当今社会语境下媒介体系发生了变质，新闻也在堕落，电视的娱乐性不断扩张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和深度，关注视野短浅，较少重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和相关背景。在美国，不再有任何电视频道不受国际财团掌控，不可能发现独立和没有偏见的新闻。越来越多对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感到失望的中产阶级于是选择走进电影院观看纪录片。(www.zuozong.com)

在大数据时代，纪实类的信息量也在急剧增加，但出于无法选择与判断，部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群也愿意在纪录片中寻求更多样化的观点和深度的描述，中产阶级的社会语境是当今美国纪录片繁荣的重要原因和基础。

枪支问题、教育问题只是奥斯卡获奖作品中对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和其他反映老年、医疗、青少年等问题的纪录片一同全面构建了美国社会的整体影像。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国家通过对美国纪录片的观看来认识美国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