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在执掌浙大之前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作为一个学者，竺可桢坚持“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91]。“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胜于‘是非’之心，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理国家，也不行的”[92]。由此可见，竺可桢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坚持的是求真知的求是精神。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定位于竺可桢掌校的13年间，能够发现他把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态度迁移到执掌大学校长的过程中，由此而对中国学术真理的探求、教育独立的坚守产生无法估量的 意义。
当竺可桢还在气象研究所担任所长，听到“拟提出他为浙江大学校长”之时，竺可桢的第一反应便是拒绝，他“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至于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 [93]担任大学校长并不是竺可桢最初的志向所在，投入科学事业是他内心最为坚定的志趣。此时，竺可桢拒绝的理由多为浙大前途计，认为自己若能对浙大有所补益，愿竭尽全力赴之；但是他以为自己短时间内担任浙大校长，并不可能罗致良好教员并对浙大整体有所改良。然而，作为笃信学术自由的学者，当竺可桢意识到浙大之前多以党派控制，教育无法超然于政治之上，便起恻隐之心。“浙大自程天放长校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程离浙时陈立夫拟提余井塘，但为学生所不愿，乃推郭任远。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94]竺可桢还是决定将学校安定过去，防止再次陷入党部的厄运发生。另外，竺可桢在接受任命之前就已经考虑浙大的教授聘用、财务来源等紧迫而现实的问题。由此可见，竺可桢虽然之前并未担任过校长一职，但是他执掌浙大之前似乎就能感受到浙大发展的切身之痛，并且愿意以一己之力为浙大有所贡献。
2.以学术为根本使命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使命。竺可桢的高等教育理念借鉴西方教育之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具备开拓创新之品质，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仍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籍华人学者，浙大校友谢觉民先生曾言：“民国以来，中国有两位杰出的教育家。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对中国教育有开山创基之功。另一位是竺可桢先生，高风亮节，廉洁自守，在对日抗战期间，主持浙江大学，颠沛流离，而仍弦歌不绝，以至人才辈出，功不可没。”[95](www.zuozong.com)
求是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在长期的学习和教育实践中，竺可桢吸收我国古代文化中书院教育的优秀传统，并融合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完整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就是“求是”。[96]“求是”作为竺可桢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精神，将其整个教育实践活动一以贯之。所谓“求是”，就是事实就是，追求真理。而“求是”的路径，按照竺可桢的意思，取中庸之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97]。求是精神的精义在于为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牺牲精神以及不盲从、勤思考、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98]竺可桢在校中以身作则，堪当表率，“求是”精神在浙大蔚然成风。
竺可桢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将教授看作大学的灵魂所在。在他看来，大学如果能云集以研究学术为志业、以教育后进为职责的优良教授，学校自然能产生良好的学风，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学校会造就很多博学多才之人。而且“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也是国家的光荣” [99]。因此，竺可桢竭尽全力为浙大罗致国内外优秀专家，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第一，强调用人唯贤、兼容并蓄、不拘一格不徇私情的用人原则。第二，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第三，着重强调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在竺可桢看来，大学宜采取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10载、50载以至一生工作如斯；学生时间较短。顾宜采取教授治校” [100]。因此，竺可桢选派一批各方面均佳的教授担任重要岗位的管理者。无论是课题申报还是教授选聘的工作，都通过“教授会”予以通过实施，真正将学术权力交给教授，充分体现“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
在人才观上，竺可桢主张大学应当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一，强调德育、智育并重，率先实行导师制。竺可桢一贯重视教书育人工作，尤其反对重智育轻德育的错误倾向。在他的倡导下，浙大首倡教导合一的导师制，即由教师在学业与品德操行等方面对学生负责。教师和学生可以双向选择，而一位教授同时带几名学生。低年级侧重为人为学之道，高年级侧重专业指导。其二，注重通才教育，培养学生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兼收并蓄、海纳江河的广阔胸襟是竺可桢“求是”精神的精髓，通过广博的知识为之后全方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竺可桢一贯的要求。因此，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重视基础性知识，以多科性通才教育为主。“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101]。因此，大学教育不能过早分科，防止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另外，竺可桢主张建立多学科、多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在其执掌期间，浙大从3个学院16个系发展成7个学院27个系。其三，强调智能培训，注重实践锻炼。竺可桢指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102]。因此，竺可桢注重通过实践训练来提高学生智力水平。他不仅重视教学与生产实践结合，要求教师提供严格的实践课程给予学生训练，而且鼓励学生主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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