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四行联合办事处初建之后，初步提出和实践金融管理政策，揭开了四联总处作为金融作战大本营，实施金融管理的序幕。直至1939年9月四联总处改组成立，此时的四联总处正处于初步涉足战时金融管理阶段，厘订各项规章，审定金融策划。此时的中国正备受军事煎熬。在军事紧张和金融管理日益迫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实行了四联总处第一次改组。直到1942年5月四行专业化之前，四联总处提出了诸多颇有意义的金融管理举措。
随着英美封存资金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和香港两大金融中心受到冲击，金融经济情况愈加复杂。在此之前，1940年7月日本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同月，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东南和西南地区运输线均被切断，国外币钞内运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1941年3、4月份，四联总处、四行负责人以及孔祥熙皆在商议国外币钞经香港或缅甸尽快内运，不得滞留；紧急时刻上海四行撤到美军租界防区内营业。一旦租界当局不提供切实保障，即当停业撤退。[1]7月，日本军队占领越南军事基地及飞机场后，美英两国的远东利益受到威胁。美英政府即宣布封存中国和日本在美、英资金，防止资金外流。四联总处副秘书长徐柏园认为此事给中国带来“金融上划时代之变化”。[2]随后徐柏园呈文蒋介石，提出掌控战时金融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把握金融主动权和按照国内外局势因时制宜，并提出应着重从“调节通货发行，以免过度膨胀”“节制公司金融机关之放款投资业务，充分发挥金融力量”“管理外汇”“划一金融行政并加强管理金融市场”[3]四个方面来掌控金融。这就抓住了当时战时金融的关键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控制通货。
控制通货的理由来自市面物价疯涨、法币贬值、银行滥发货币的连锁反应。由于战时物资困乏，大量从外国进口和从外省输入的货物，带动了战时初期的物价。由于百姓消费力度不够，消费品价钱上涨稍显缓慢。但1940年中国遭受严重欠收，各省夏季作物收成约为十足年份的7成左右，甘肃、陕西、河南等三省因受春旱夏雨的影响，收成仅为5成左右[4]，粮食不足。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运输路线阻断，物资外运和内运皆有困难，“故外销货物势须看跌，内运商品将见暴涨”“涨风之烈实足惊人”[5]。据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统计[6]，市场零售价在1937—1945年间每年逐步以40%～50%的速度膨胀，直至1943年后增加频率才减缓至10%左右。百姓生活成本剧增。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关切物价，非常担忧物价暴涨带来危险。其在1941年反省录表示“法币之价更贬，物价暴涨，而财政部统制金融无策，竟使高利贷放囤积之风更炽，此为本年最恶劣亦最危险之一事”[7]。以重庆为例，整个中国后方商品物价指数从1939年6月100基数为准，到1940年12月已达到指数391，到1941年12月已达到指数1029[8]。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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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940—1941年重庆物价指数比较（1939年6月指数为100）
资料来源：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数据引自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所编制的统计报表。
物价上涨的因素至为复杂，物资供应不足只是其一。1940年后物价指数的增加率比政府支出的增加率更高更快。由于战时中国需要大量购买军备，政府收入停滞，支出逐年膨胀，财政赤字有增无减[9]。政府罔顾通货膨胀的危害，用增加四行发行来抵销财政赤字，以致市面上的货币流通大大超过了需求量。四行不得不增加给政府的垫款。新钞票的发行额远远不能满足银行对政府的垫款。1940年国家银行钞票发行增加额达到3580百万元法币，对政府垫款额为3831百万元法币。1941年钞票发行增加额达到7230百万元法币，对政府垫款额为9443百万元法币[10]。此外银行大力鼓动存款业务，吸收游资。但四行的存款储蓄亦跟不上银行对政府的巨额垫款，如1941年年底四行普通存款和储蓄存款的总额才10464百万元法币，而给政府垫款额为9443百万元法币，比例高达90.24%[11]。为应对有增无减的货币需求，早在1939年3月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另账登记”增加发行，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均参与其中[12]。1940年11月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报相继发行大额交通银行25元钞券和农民银行50元钞券。同时各行纷纷向英美等印制厂增印钞券，如央行续向中华书局订印1亿元钞券，中国银行赶印钞券5亿元钞券，交通银行也有参与[13]。如果一味增发货币，物资生产没有跟进，那么经济会陷入物价疯涨的恶性循环，通货信用荡然无存。
蒋介石曾试图控制通货。1940年9月，蒋介石发手令给孔祥熙和徐堪，表示应该严加限制四行50元和100元券大券发行数额，“务使大券不致常在市面流通，以免往年德国马克与俄国卢布逐日加圈，恶性膨胀之危殆”[14]。1941年4月15日，蒋介石再次手令致徐堪和徐柏园，要求封存赣湘川黔地区2亿元法币[15]。19日，蒋介石加批6000万元，共封存2.6亿元法币[16]。旋至当年6、7月，因为四行库存短绌，奉蒋介石手令封存钞券2.6亿元法币陆续解封提回应用[17]。蒋介石意识到银行巨额发行数额和物价疯涨折射出来的恶性通胀已接近到不可收拾的临界点。1942年3月中旬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加强对四行的统制，要求特别注重“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声称“此为最急之要务，须限期完成”[18]。必须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集中保管各行存款准备金，统制四行，控制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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