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所建立的殷商王朝，在历经了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进入统治末期。自商王帝甲统治后期，商王朝逐渐衰落，政治腐朽，经济凋敝，社会危机四伏。从武乙开始，商王朝又陷入了与东夷的长期消耗战中，民众负担加重，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商王朝对东夷连年用兵，也造成了国家战略布局上重东轻西的战略失衡局面。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期间，商王朝已滑向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与此同时，贵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思想分歧严重，[1]陷入分崩离析，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2]的混乱局面。而西方的周族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强大，并最终推翻了商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与商王朝奄奄一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不断发展，正如日中天。周族兴起于豳（今陕西咸阳一带）、岐（今陕西宝鸡一带），经过公刘、古公亶父、季历等人的持续经营，迅速走上强盛的道路，其势力逐渐壮大，甚至渗透到南方的江汉流域。[3]当然，周族崛起的过程，商人也并非丝毫没有发现，因此商周之间也有冲突，如商王文丁诛杀季历、商纣杀害文王长子伯邑考等等。
周文王姬昌即位后，他开始积极全面地部署，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且深怀韬略的贤士吕尚（即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4]，积极谋划伐纣灭商的大业。文王在位50年间，为牧野之战的展开及“剪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文王注重发展生产，“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5]，还颁布了“有亡荒阅”（搜索逃亡者）的法令，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从而赢得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罗致人才，“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6]。在外交上，他向商纣发起了政治与外交攻势，在周文王拘羑里被释放后，他主动请求商纣废弃“炮烙之刑”，争取与国，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土地纠纷，天下诸侯闻之，都传言：“西伯盖受命之君。”[7]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问题上，由于周族尚未对商族有完全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因此，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并在周原地区以虔诚的态度祭祀商人祖先，向商室显示所谓“忠诚”。同时，周人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8]，用贪图享乐的假象欺骗对手，诱使其放松警惕，更重要的是，文王还从纣王那里取得专征诸侯的特权，商纣“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封文王“为西伯”[9]，以确保灭商准备事宜能够在合法的名义下顺利进行。(www.zuozong.com)
在此基础上，文王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首先，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先后剪除商室的羽翼，对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今甘肃灵台）、阮、共等西部方国部落，开疆拓土并消除伐商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周人在西北方向攻灭密人，虞、芮两个小国的归服，从政治地理上来看最关键，这表明周人此时已经进入了泾河的上游，而“对渭河平原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泾河上游，在对付东方强大的商之前，解决后顾之忧和加强自己对西方的控制，显然是周的当务之急”[10]。紧接着，他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越渡黄河，先后剪灭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诸国，并一举攻灭了商在西方的最重要属国——崇（今陕西西安鄠邑），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接着，文王把都城从岐迁徙到丰（今陕西西安长安西南），建立起新的东进基地。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11]的有利态势，周人灭商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面对周人的不断东进和包围，商纣以及整个商统治集团并非完全毫无察觉，无动于衷。发觉周人的威胁之势，商纣也曾想对其用兵。他一度以田猎的形式在黎地检阅军队，炫耀武力，震慑周人。但后来，这一计划随着东夷的反叛而被迫搁浅。东夷的叛乱一直未能完全平息，商王朝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始终无法彻底抽身，不得不一直与东夷进行着长期的消耗战。据史料记载，商纣对东夷的大规模征讨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从商纣十年九月到十一年七月，长达十一个月；第二次是在商纣十五年时，耗时与前一次非常相近。从长久的耗时也能看出当时东夷叛乱的严重性。最终，商纣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看似荣光无限的胜利，却让商王朝付出了覆亡的惨痛代价，无怪乎后人指出“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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