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兵学思想主要特点

范蠡在兵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231]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已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钩沉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兵学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基本特色。

《司马法》云：“人方有性，性州异。”^[232]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兵学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在吴越两国的实力对比中明显处于被动、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兵学思想又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范蠡的兵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条件。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兵学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亦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同时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233]范蠡进一步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234]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235]。

第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236]。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237]。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238]。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作“守时”，正所谓：“随时以行，是谓守时。”^[239]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240]。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时，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范蠡曰：“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又曰：“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241]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242]，这就叫作“强孛”。他明确指出“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243]。其二，“得时无怠，时不再来”^[244]。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贻误战机，纵敌遗患。范蠡明确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245]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即“得时不成，反受其殃”^[246]。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247]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劝说越王勾践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攻灭吴国，赢得吴越战争最后的胜利。

第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www.zuozong.com)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战争指挥者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如后世兵书《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248]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和其对作战指导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稍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可能是同越国在吴越争霸战争中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非常注重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249]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而导致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250]，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其最终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中“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中“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不断消解、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逐渐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251]。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兵学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四，“因情用兵”的制胜之道。

《孙子兵法》提出的“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252]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兵学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作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253]。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254]。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领域。他因此明确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返，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255]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战争指挥者，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一定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作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256]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脱胎于《老子》，但又发展并丰富了《老子》。《老子》一书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257]“不敢为天下先”^[258]“守其雌”^[259]，重视“柔弱”^[260]，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不同，他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对待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强调“因”的层面。他的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深刻得多了。

综上所述，范蠡的兵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其所揭示的许多有关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已上升为抽象的哲学理论，包含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对这份珍贵的兵学思想文化遗产进行总结，乃是面对现实、走向未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