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张衡传》时，大部分学生对张衡所作的《二京赋》讽谏的对象，理解为“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他们是根据上文语境来揣测的。原文为“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从上文来看，讽谏的对象应该是“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他们的推测没错。而有个学生则认为是“皇帝”，缘由是初中所学《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讽”字，“讽”是“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的意思，既然张衡对当时奢侈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那为什么不直言不讳，非得含蓄劝告呢？显然，有隐讳，古代臣子伴君如伴虎，讽的对象应该是皇帝。学生话音刚落，全班便一片哗然。既然学生有不同见解，就不能忽视，就要解决问题。查阅了教参，上面这样翻译：用它来（向朝廷）（此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讽喻规劝。教学参考书认为讽谏的对象应该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
那么，张衡作《二京赋》，到底想讽谏谁？
笔者听了一堂省级优质课，老师讲《阿房宫赋》，整堂课以“赋”的“铺采摛文”为切入点展开。杜牧尽其所能铺叙阿房宫的美轮美奂、秦始皇的骄奢淫靡，是为揭示秦灭亡的原因并警示当朝皇帝的。受这节课的启发，我感到：要解决《张衡传》中的问题，须从“赋”入手，因为张衡讽谏的凭借——《二京赋》——便是一篇赋。有了这个意识，去书店就会格外留意。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了龚克昌所著的《中国辞赋研究》。其中《论汉赋》开篇即说：“汉赋的最大特点是几乎篇篇都在反对帝王的骄奢淫逸。”[1]为了论证这个观点，龚克昌列举了汉赋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关于班固的《两都赋》是这样阐述的：“（《两都赋》）强调的是法度，他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可是作者还不肯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班固拿‘法度’作武器来臧否人物，来约束最高统治者过分的奢华。”[2]班固在对东都天子和西都天子的一扬一抑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讽喻帝王要节俭戒奢。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的，“二京”就是“两都”，即东都长安和西都洛阳，两赋地点一样；在布局谋篇方面，《二京赋》也完全模仿《两都》，《西京赋》和《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而写作的目的，两者都指向当时逾侈之风。既然这样，“张衡赋乃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淫奢而发的”是毫无疑问的了。“这里只说‘自王侯以下’，而不涉及皇帝本人，自然是‘为尊者讳’，其实最大的‘逾侈’只能是皇帝本人，赋也正是这样写的……其次才是剥削阶级中的富有阶层。”
《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先夸耀西京长安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珍物罗生、焕若昆仑，如此瑰丽的宫殿，皇帝还是不满足，“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再写天子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作者张衡如此警告道：“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陁。”然后又批判天子生活荒淫无度，“适欢馆，捐衰色，从嬿婉”；还直截了当地揭发汉武帝“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的好仙行为。其间还穿插商贾、游侠、角觝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东京赋》则假借安处先生，表达了作者对西京奢靡生活坚决否定的态度，“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张衡在《二京赋》中已清醒地认识到，在“承平日久”之时，如果皇帝不遵行节俭、体察民情，那么汉天下的倾覆便近在咫尺；至于剥削阶级中的富有阶层，也是上行下效，皇帝不恭俭，他们怎会节俭。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皇帝本身。
无独有偶，褚斌杰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张衡的《二京赋》……其基本体制和创作意图，都不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轨迹。”[3]《子虚》《上林》赋假托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的对话，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虽然作品以大量篇幅来描写和渲染，“而赋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太奢侈’，‘乃解酒罢猎’做结。就作品的主旨说，作者显然意在讽谏封建最高统治者不可过于奢侈和淫靡。”班固评司马相如赋时也曾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4]《二京赋》也增加些变化，但创作意图仍沿袭《子虚》《上林》赋，来讽谏帝王。
从张衡其人其事中能否见其端倪呢？
张衡生活于东汉由盛转衰时期，经历了章、和、殇、安、顺五个皇帝。章、和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此时张衡创作了传颂一时的《二京赋》。《二京赋》与汉大赋产生时的社会状况非常相似，都是“承平日久”。西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是国势最强盛时期，这在有些封建文人的眼中，是值得称颂的“盛世”，于是产生了歌功颂德的汉大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汉大赋的作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受功名利禄的诱惑，不能不歌颂美化皇帝；另一类文人，在对强盛局面感到鼓舞的同时，又有一定清醒的头脑，对皇帝的奢靡生活进行讽喻。张衡属于后一类。首先他淡泊名利，“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写《二京赋》，其根本目的并不是来取悦皇帝；其次，张衡“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其祖父品学兼优，受到光武帝的赞赏和重用，为政既仁且威，“仁以惠下，威以讨奸”。张衡受祖父的影响，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当“政事渐损，权移于下”时，就“上疏陈事”，规劝顺帝“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谄慢，鲜不夷戮”；“时天下渐弊”，便“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把“太山”“美人”比作君王，寄托其伤时忧世的情怀。还有为官清明的政绩，“出为河间相”，“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由此看来，张衡绝非皇帝一文学弄臣，而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皇帝的肆意奢华怎能置若罔闻！(www.zuozong.com)
综上所述，张衡作《二京赋》讽谏的对象既不是“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也不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而只能是皇帝一人。
【注释】
[1]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
[2]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4.
[3]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3.
[4]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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