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二元论与哲学实证化倾向

苏联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唯物主义化（自然本体论化），从而既降低了其实践意义，在体系结构上的表现，则是将马克思的统一理论体系作二元分解，即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看成是两个并立的部分。理论体系上的二元化导致对问题论述的抽象性，蕴含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推广”说，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结果，等等。如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它对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4]。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一般唯物主义（即其载体是抽象的物质或自然），而把一般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再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或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15]

俞吾金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直接来源于恩格斯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性表述所表达的对一般唯物主义的认同；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是用唯物辩证法取代了后者的唯心辩证法；主张旧哲学终结后只剩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学说（逻辑和辩证法）；等等。这些理解导致了两个“决定性的结果”。

其一，马克思哲学的关注点落在“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即思维的辩证法上，因而后人在探讨马克思哲学时，始终把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很少讨论人、人道主义、异化、价值这类问题的原因。

其二，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性被降低了，它的内涵被窄化了。本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所蕴含的历史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不光是探究整个社会历史领域的基础（“唯物史观”），也是理解全部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的基础（“历史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里，并不存在着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这三个平列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6]但恩格斯按照传统的习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三大领域，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历史观仅仅被理解为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学说，其内涵必然被窄化。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被实证科学化了。既然它不过是把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和经过改造的辩证方法综合起来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产物，那么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的只能是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物，即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易言之，马克思的历史观被边缘化了，或者说被实证化了，至少也是被半实证化了。它似乎成了一种整理社会历史资料的具体的指导原则，而不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17]

从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尽管这一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和大量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其弱点也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其一，它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部分讨论存在（自然界或物质世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讨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二元化了。其实，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不以社会存在为媒介的存在（如单纯的自然界）和没有社会化的意识即关于单纯自然的认识，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体现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辩证的统一，并且，社会存在的逻辑和重要性上优先于自然存在（当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理智健全的人，与绝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存在在时间上先于社会存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唯有从社会存在出发，自然存在才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同样，作为认识者的人永远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人的意识本质上只能是社会意识，决不能离开社会单纯地从自然的角度去解决意识问题。一句话，马克思哲学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一元论哲学，它不应该被二元化。(www.zuozong.com)

其二，与上述第一个局限性密切相关，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把自然观（物质观）、认识论、方法论和范畴论的研究抽象化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被放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讨论的，而人、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又是放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讨论的，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与人、社会相分离的情况下来讨论自然观（物质观）、认识论、方法论和范畴论的。显而易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只能导致抽象的（即非社会的、非历史的）结果。

其三，尽管苏联教科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但是苏联教科书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一开头就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世界的物质性，这就与一般唯物主义之间没有差异，把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唯物主义化了。而马克思认为一般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是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事物、感性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从社会实践出发去理解这一切。正是这一点构成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其四，它所蕴含的“推广论”（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难以自圆其说。“推广论”要成立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必须假定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一假定与马克思哲学创立的实际情况不符。从一开始，马克思哲学的重心就始终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即使在其早期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时候也不例外。二是必须假定只要把一般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去研究社会历史，就一定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这一假定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像苏联教科书所做的那样，把脱离人和社会的抽象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劳动作为辩证法的承担者或载体，即从对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的认识出发，不可能推出历史唯物主义那种对具体的、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的认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