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联动建构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一）概念

上下联动建构模式，指在政府和民间双重推动的强大合力下形成的建构模式。两者各司其职，对当地新乡贤文化的发展进行系统严密的筹划，激活乡村资源，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上下联动建构模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发展模式。

（二）特点

较之由上至下建构模式和由下至上建构模式，上下联动建构模式中涉及政府和民间两股力量，在双元建构主体的影响下，上下联动建构模式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双元建构主体使得该模式会出现两种方向不同的类型，一种先政府后民间，也就是政府依据当地发展情况先行进行新乡贤文化的顶层设计，再鼓励新乡贤作为主体力量加入其中，为乡村发展献计献策；另一种是先民间后政府，当地已经有民间力量参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政府为加速或规范其发展而加入其中，为新乡贤发挥作用提供政策、制度等。

双元建构主体能够增强建构效果，使得该模式能够广泛应用于各地。在上下联动的建构模式中，虽然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投入顺序不同，但均体现了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互动，综合了两者的合力优势，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地区的建构需求，因此，这在新乡贤文化的实践中也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该模式涉及主体多，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协调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使两者在沟通中协作、在协商中建构。

（三）具体实践

由于不同乡村的文化基因有差别，并且地方政府乡村治理的经验偏好不同，各地区在上下联动建构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也有所差异。本节选择上虞区和永川区两个建构过程略有不同的案例进行介绍。

1.上虞区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有着丰厚的乡贤文化资源，当地的乡贤数量多且覆盖各个领域，这就为上虞乡贤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先天优势。作为全国最早开展乡贤文化研究的地区，上虞已经和新乡贤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新乡贤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上虞区的乡贤文化研究被《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上虞现象”也成为全国样本被广泛学习，引发了其他地方对乡贤文化的讨论与思考。上虞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经历了“挖掘、培育、内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地政府和民间社团组织全程参与。

挖掘新乡贤文化资源阶段。2001年，上虞成立了乡贤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挖掘当地的乡贤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乡贤精神，从而为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助力。乡贤文化研究会对当地从古至今的乡贤及其事迹进行了挖掘和梳理，先后出版了《上虞名人遗墨》《上虞名贤名人》《上虞乡贤文化》等文化价值较高的著述，并创办报刊《上虞乡贤报》，修建乡贤馆，创立乡贤之家；上虞区拥有不少珍贵的名人文物，乡贤文化研究会重修了多座名人建筑；修订了多个传统乡贤的家规家训；为团结在外乡贤，成立春晖校友会、虞商联谊会，与乡贤保持信息交流和情感联络。

上虞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对新乡贤文化资源的挖掘，从“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方面开展新乡贤工作。“走出去”策略即建立区领导联系走访制度，成立各类联络组织，借助虞商联谊会、同乡会等与乡贤保持长期联络，以促进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信息回传、人才回乡；“请进来”即为乡贤提供政策优惠，优化本地政务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为新乡贤发挥作用提供参与平台，如特色小镇、“四季仙果之旅”等，提高新乡贤回乡的吸引力。在乡村治理层面，上虞区政府设立专业民间调解机构，如老娘舅工作室，推动“乡警回归”，引导新乡贤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实施“乡贤+”三大工程，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www.zuozong.com)

培育新乡贤群体阶段。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为培育新乡贤、扩大潜在新乡贤群体，为地方发展提供生力军，启动了“青蓝工程”，工程名字取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老一辈乡贤带动新一辈乡贤。此外，该研究会还在乡镇建立了乡贤文化研究会分会，在社区设立乡贤传承基地。通过这些措施，上虞的新乡贤文化、新乡贤精神、新乡贤血脉能够得以延续和传承，并在青年群体中扎根、开花、结果。

新乡贤文化内化于心阶段。乡贤文化研究会在纪念日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和专题研讨，进一步提炼上虞的乡贤文化精神，并加以传播和弘扬。在政府和乡贤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上虞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有政策支撑、平台优势，又有广泛的新乡贤群体参与，越来越充满活力，全区形成了“人人学乡贤、人人做乡贤”的良好氛围。当前，越来越多上虞人自发成为新乡贤的一员，2018年当地的新乡贤人数达到8615，新推出的“乡警回归”项目也吸引了678名乡村警察加入。上虞的新乡贤文化内核已经深嵌于乡民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渗透到当地的每一个角落。

上虞区的新乡贤文化建构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从挖掘新乡贤资源到培育新乡贤群体，再到新乡贤文化内化于心，这三个阶段相辅相成，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和区政府稳扎稳打、脚踏实地，与乡民携手向前，为乡贤文化赋予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让新乡贤文化大放异彩。

2.永川区

2015年，重庆市永川区为建设乡村，开始培育当地的新乡贤文化。2017年，永川区依托本土新乡贤文化发展基础，率先探索出了“三堂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在“学理堂”“传理堂”“评理堂”的帮助下，永川区不断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治理模式，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式范本。2018年，永川区凭借“乡贤评理堂”荣获“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奖”。永川区的新乡贤文化以政府和乡贤评理堂为建构主体。

政府由上而下的支持推动。永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新乡贤文化的建构，2015年该区从261个村（社区）中先后评选出1009名新乡贤，其中多数新乡贤是来自基层的普通人，他们有威信、接地气，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之后为了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践行“枫桥经验”，永川区政府决定在全区设立乡贤评理堂，发挥新乡贤群体的作用，帮助化解乡村纠纷、调解村民矛盾。在遴选乡贤评理员的过程中，区政府优中选优，多次召开区委常委会、开展调研工作，严格遵循7道程序、20字标准，最终从1009名新乡贤中评选出107名代表，并赋予其引领乡风文明、宣讲法律政策、调处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倡导移风易俗等五个职能职责。同时，107个乡贤评理堂也在各村成立，这些评理堂的建立因地制宜，有的建在文化中心、法治大院旁，有的则直接利用公共服务中心等场地，方便村民找寻、求助，政府也会对评理堂的建设提供物质资助。

乡贤评理堂由下而上的自治探索。实践证明，乡贤评理堂的作用不容小觑：2018年，乡贤评理堂成功化解了2082件矛盾纠纷，共收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1837条，形成贴近村民生活实际的村规民约150余份，牵头创建平安示范大院41个。借助乡贤评理堂的力量，永川区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院、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的局面。

永川区的新乡贤文化建设证明，新乡贤在化解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乡贤评理堂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建立，在本土新乡贤的努力下发展，在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永川区的乡贤评理堂是对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带来了政府治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也推动了乡风文明的传承，为全国各地探索治理和发展模式提供了借鉴。

在新乡贤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新乡贤组织在改善乡村社会秩序、传承乡风文明、化解村民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的加入则为新乡贤组织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也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地方政府和来自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能够形成一种推动新乡贤文化向好、向上、向善发展的合力，能够为新乡贤文化的建构和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表6.4）。

表6.4 上下联动建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