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4日的安顺场，原本也跟纳耳坝一样，当晚就要被付之一炬。
5月23日，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第七团余味儒部已经从富林西移至安靖坝、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一带布防。安靖坝位于连坡湾与桃子湾渡口（安顺场对岸）之间分为安靖上、中、下坝，余团团部及团主力进驻于此后，又向桃子湾渡口派出了一个营，其任务是与驻扎在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的一个营，共同在安顺场—桃子湾渡口设防。而在桃子湾渡口上游方向的挖角坝（距桃子湾渡口约四十公里），则由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设防，作为第四旅袁镛部（驻清溪）与第五旅杨学端部（在桃子湾至八排之间河段设防）互为策应的机动部队，在挖角坝—王岗坪（通往当时汉源县城清溪镇）一线游弋。
安顺场两岸渡口驻扎的这两个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袍哥队伍。
驻桃子湾渡口的杨旅余团这个营的营长叫韩槐堦，原是名山百丈场哥老会的“舵爷”，生性好赌，曾在安顺场浪迹多年，与当地豪绅混得很熟，其队伍本身就是打家劫舍的绿林所改编，鱼肉百姓个个都是把好手。而驻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的这个营的营长则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名叫赖秉权（字执中），手下那个营说是一个营，实际上连两个连都没有。前些日子他带着队伍跟着“彝务总指挥官”邓秀廷去西昌“阻击”红军，结果刘伯承的一纸文书就把邓秀廷给唬住了，双方连仗火都没开，邓秀廷就率先撒丫子往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奔了。上头会跑下头也一样会跑，赖执中当然也往自己的老窝奔。一路上，下头的人也纷纷效仿长官各回各家。赖营跑回安顺场时，除了沿途撒下的“哨卡”，剩下的人马，也就是给赖执中看家护院的一个排了。[1]
赖执中祖传家业是“香木”，所谓“香木”，即大渡河每年雨季冲刷出来的千年香杉，俗称“建板”。这种木材据称永不腐朽，是制作寿材之上等材料，赖家自父辈起就因此而富甲一方。赖本人是1894年生人，少读私塾，稍长即入越嶲县官立学堂，民国四年（1915年）毕业于成都志诚法政学校。同年返乡随父经商，几年后就任民团团总。1924年曾出任川军第四师副官长，后再返乡开矿办学，“改土归流”后参与“彝务”，任“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家道因此而更趋鼎盛，迄至20世纪40年代，已在越嶲境内置地六七十亩，田四百余亩，且兼营开矿、采金之业及商贸。[2]
至于大渡河上游的“香木”行业，那差不多就是赖执中家的私产了。大渡河年年冲下的“香木”，唯有他与下游河段的羊仁安可以享有，无论这东西在他们的地域里被谁发现，都必须报缴，而且在未被运走之前，要负看守责任，否则性命难保。这般富甲一方也霸道一方，就连刘文辉部的川军将领们在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都仍有不忿之言。负责此段河防的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之所以派了个袍哥营长来守桃子湾，也是想凭借他的袍哥关系，把同为袍哥队伍的赖执中营给组织和调动起来，以弥补川军方面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河防兵力。[3]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袍哥关系”，坏了“大渡河河防”这盘菜。
本来，按“河防部署”，赖执中的袍哥，应该与韩槐堦的袍哥一起撤向北岸渡口布防。
至于安顺场，那就是要跟五六十里外的纳耳坝一样，当晚就要被付之一炬。
韩槐堦也是这样准备的，白天，他已经将最后一批粮食和重要物资送到对岸；除留下两只船外，其余船只已全部毁坏或拉到对岸；安顺场满街也堆积了柴草，老百姓的家具等也已经搬出了屋，只准备点上一把火就化作一堆灰烬。
但“河防部署”贯彻到这最后一步时，两支袍哥队伍的大佬拧了脖子。
这街上的房子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财产，赖执中他舍不得这些坛坛罐罐，说出口的理由也头头是道：
“韩营长，你想哈子[4]嘛！‘红脑壳’是不是硬是要走这边嘛！宁雅正道啷个也比这边挡鼻子遮眼睛的路好走噻！从冕宁过来那些‘倮倮’地方，未必就硬是楞格[5]好打整嗦？要是红脑壳不走这边，哥子的这些房子就一把火烧啰，太可惜啰嘛！二天满街都成了光腔腔[6]，你哥子要来耍，又吃啥子喝啥子呢？”
“赖哥子，万一这红脑壳硬是要走这边，你我挡球不倒，又啷个对上峰扯回票哩？”
“哪有楞格凶险嘛，哥子我已经在这个条子上放了十多个哨卡，‘红脑壳’一来，娃儿些飞叉叉地就要跑来报消息嘛，到那个时候再烧房子也搞得赢嘛！再说啰，‘红脑壳’都是些外省人，这边的路是啷个生起在，他们硬是就都晓得嗦？又啷个跑得倒楞格快嘛，未必然他们的腿杆子就不是肉长的嗦，我肯信！”
……
两人争执不下，又一起过河去找团长余味儒吃“讲茶”。余味儒一来因为在这片地面儿上办差，不能不对“地头蛇”礼让三分；二来中央红军第二先遣队在大树堡大张旗鼓地“渡河”声势也多少让他对安顺场这边的情况心存侥幸。于是他就迁就了赖执中的坚持：“赖营长，兹事体大，兄弟也不敢马虎，你看这样要得不？你担个保具个结，‘红脑壳’一到你就烧街。这个样子兄弟也好对上峰扯回票，你说要得不？”
赖执中慨然应诺，当场签了字画了押，担了保具了结，回到了安顺场。
于是，房子没有烧，船也靠了岸。赖执中也回家做起了好梦。[7]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位不那么认真贯彻“河防部署”的营长，给红军帮了一个大忙。
就在赖执中回家睡起大觉的同时，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占领了马鞍山。
马鞍山位于安顺场东南侧三四公里处。山不高，白天可以清楚通视整个安顺场。
24日下午时分，红一团冒着蒙蒙细雨从察罗镇出发，经姚河坝、小堡子、老街子、海洋会、三墩、新场，于当日20时左右到达马鞍山。这段行程大约有六七十里——对于日前刚经历了120里急行军的战士们来说，那的确是相当艰巨的。
安顺场稀疏的灯光在望，大渡河轰隆的咆哮已闻。
在马鞍山作短暂休息时，侦察员已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两岸敌军的情况。
杨得志、黎林简单商量后作出部署：由团长杨得志带领孙继先的一营夺取安顺场；由团政治委员黎林带领陈正湘的二营到下游的小水村作佯动，以吸引和牵制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方向可能来援的敌余味儒团主力，以三营长尹国赤率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和保证刘、聂、李等首长的安全。
事关重大，刘伯承、聂荣臻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都打着手电亲自检查准备工作。
在马鞍山半坡一间小茅草屋里，刘、聂首长找来一营营长孙继先，亲自交代任务：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么？”
“不知道。”孙继先，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没啃过什么历史书。
前留法学生聂荣臻给他扼要讲了讲古。
“蒋介石说，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做第二个石达开咧！”聂荣臻捎带着激了一将。
“嗤，管他十达开九达开，反正我们一定过河！”
孙继先瘪了瘪嘴，鼻子里轻轻哼出一声。
“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刘伯承眼睛瞪住了孙继先。(www.zuozong.com)
孙继先本能地把腰一直，胸脯一挺。
“安顺场守敌不多，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四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立即渡河；第四，渡河过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了么？”
“明白！”
孙继先领受任务后转身还没跨出门，刘伯承又补上一句：
“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他相信我们能渡过去。我们一定要渡过去！”[8]
孙继先回到一营，一番简短动员，也作了具体部署：一连从安顺场西面攻击；三连从西南面攻击；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攻击前进，并负责搜寻船只。孙继先本人随二连行动。22时，全营一起开始行动。
经过紧张准备，22时，红一团一营扑向安顺场。
战斗本身应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
尖兵排冲进安顺场时，哨所里的袍哥们正在开展“娱乐活动”，喝酒、拉琴、唱戏、赌牌。有哨兵听见响动问了一声“干啥子的”，下半句话就噎回肚子里了——人家已经冲到面前，黑洞洞的“花机关”正凑在眼前晃悠。
屋子里的人还不满地嘟囔：
“哪个在乱球叫唤？完了这一局再撒你龟儿的酒疯要不得嗦？”
“歇哈哈儿，歇哈哈儿，我们是朱毛红军。”尖兵排的川籍战士嘿嘿一脸怪笑。
“噢哟，红脑壳来……”有人跳起来就想跑。
“哗……”一排“花机关”响过，袍哥们谁也不敢动了——都怕炮子穿个对红心。
这也就是不过20分钟的事儿。
正在公馆的赖执中听到枪声一跃而起，随从也报告说公馆门口的卫兵已被红军缴械。赖执中顾不上别的，让人把临街铺面点上一把火烧着，然后攀上后院墙就要逃跑，孰不料跳下墙时跌了跟斗把脚崴了，只好让勤务兵刘正清背着，经安顺场后山跑到彝区躲了起来。
赖执中的确高明，沿街铺面着了火就要殃及邻边民房，大家都去救火了他就好跑。事情的发展也还真就是这样，红军和老百姓一起去救火了，也就没人顾得上去找他——救完火，红军还给积极救火的群众每人发了三个大洋。[9]
赖执中的随从还是有十来个人钻进了一座小碉楼，拒不缴枪。
孙继先说这个碉楼先围起来不管它，还是找船要紧。
这会儿，后面跟来的杨得志也敲开路边一座小屋，向一位老者打听渡船。
正说着，听见背后一声川腔：“啥子人？”
通讯员很机灵，“快慢机”哗啦一声顶上火：“不准动，老子是朱毛红军！”
两个人双手把枪举过头顶，一跪不起。
一问，是管船的袍哥。
“通讯员，把这几个货给孙营长送去，要他赶紧找船。”
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时候，孙继先也在安顺场东头一间小屋里找到一个老乡。老乡说这些天倒是有船来来往往，但昨天都被拖到对岸去了，只留了一只小船来回送信送东西，但有时在这边，有时在那边，今晚究竟在哪边，说不准。
孙继先的心一下就被吊到了嗓子眼儿。
正在焦急，东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飞跑着来报告：
“营长，有一只船，有一只船……”
“在哪儿？快带我去！”孙继先一跃而起，带着那个战士就往河边跑。
离街上一里多路的河湾旁围着一群人，月光下有一只小船在漂荡。
孙继先吊在嗓子眼儿的心，一下就落了下来。
安顺场当年就是这样的渡船（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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