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关系网：哥老会的起源与权威

哥老会并不是起源于成都的。像中国大多数的秘密社团一样，一般认为它首先源自清统治最为薄弱的区域，那些居于边远地区的人群中。袍哥这个名字最先见于19世纪中期的历史记载中，那时正当清政府的军事领袖们和太平军开战之际，就在他们的士兵中间发现了有这个名字的群体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哥老会成员来自至少两个不同的传统教派：白莲教和咕噜教。咕噜教派是一种兄弟会组织，在18世纪时兴起于四川省内的部分地区。早期的哥老会群体由单身男子组成，特别是士兵和已遣散的士兵，他们与定居的社会团体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年轻男子组成了各个分会，这些分会利用违法的经济活动来自肥，包括走私盐和鸦片、赌博、卖淫以及盗匪活动。他们也制订了一些仪式，一种秘密的手势语言和其他的信号，这样在外活动的会员就能够使自己在其他分会的成员中间得到承认，以寻求帮助。他们的道德准则强调对组织的忠诚以及会里的兄弟们之间的互相帮助。这种道德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三国时期的故事以及小说《水浒传》中伟大的兄弟情谊传统的启发而产生的。〔50〕

19世纪晚期，随着清朝政权对乡村统治的衰落，许多哥老会的分支机构在成都平原的乡村和城镇扎下根来，他们将原来的犯罪气息也都抛掉了几分。有势力的，或是富裕的城里人，也偶尔有个别有功名的人参加了哥老会，虽然这些哥老会遭到了清政府的禁止。〔51〕到1900年，哥老会各分会似乎已经在四川全省相当公开地存在着了。一位在19世纪晚期生活在四川的法国传教士弗朗索瓦·弗勒里（Francois Fleury）说哥老会“已经成功地进入了一切市政当局。各个商业城镇的领导者都是有影响的秘密社团成员，这就使得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各种事务。”〔52〕

刘师亮，是一本关于哥老会传统的著名的图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就说明了这种现象。刘师亮于1890年代在内江县一个村子里长大。内江县位于成都的东南，靠近四川省产盐的地区。虽然很贫穷，他却渴望受到教育，自己去拜了一位识字的说书人为师。村子里其他的男孩子们因此而嘲笑他，并欺负他。他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对此予以反击，使得他的对手因此而丢脸。他的胜利吸引了当地一个哥老会分会首领的注意，他是村子里一个极有地位的人，他将刘引入哥老会，并成了他的保护人。〔53〕刘师亮随后受雇在成都成为盐商代理人，并在民国早期移居省城。确实说来关于他和村子里的首领，即身份又是哥老会会长的那个人的关系，以及他后来的经历中如何受益于此，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哥老会在他的出生地已经是具有权威的机构了。〔54〕

典型的哥老会组织是从边远地区铤而走险的年轻人的兄弟会发展为一个地方性的基层社团的，其会员的人数在社区所占的百分比大量上升，这其中的发展史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清朝灭亡之前一直发展得很顺利。1909年，当总督赵尔巽要求新成立的谘议局帮助拟定计划来取缔所有的秘密帮会“会党”时，谘议局回答说，在四川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组织、协会都是坏的，邪恶的，许多议员也许和他们出生地的各种不同的哥老会团体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副议长罗纶的父亲，据说就是川北地区的一群袍哥的首领。这个变化过程还没有结束。1909年省议会鉴别出了两种协会：“孝义会”和“江湖会”。前者是一个进行社区自卫的组织，它的兴起是为了回应后者的。据议员们说，后者专门鱼肉乡里。在1911年革命的前后阶段，其他来自四川的报告说，省内活跃着两种不同的哥老会组织：“清水派”和“浑水派”。与掠夺成性的浑水派团体截然不同的是，人们反映说清水派是由正直的人组成的协会，他们主要是组织社区的自卫工作，是当地社区的管理者——对本地发生的纠纷和争执进行仲裁，为本社区遭遇不幸的成员提供帮助。〔55〕

有迹象表明成都在20世纪初期就有哥老会组织存在了，但是这座城市一直到1911年革命之后似乎还不曾成为任何较大的，或是有影响的哥老会组织的基地。清朝华阳县的最后一任县长周询认为成都在革命前的大多数哥老会成员都是家庭富裕的追求刺激的年轻人。〔56〕李劼人，当时还只是年轻的学生，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中证实了这个说法，《好人家》这本书描述了1911年12月，蒲殿俊的省政府垮台之后成都的情况。一群群的年轻人穿起了戏装，“推选”有钱的成都居民当他们哥老会分会的“掌舵”，让他们坐进彩轿，上面插着绣有他们分会名字的彩旗，在街上游行，一直游到这些无助的“掌舵”的住处，擅用他们家中储存的食物和鸦片，但并不带走他们的女人，因为这样做会违反哥老会的道德准则。〔57〕这些年轻的哥老会热心者，除了通过模仿《水浒传》中英雄的装束和效仿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来娱乐以外，还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我们留待大家来探讨。

有关成都1911年革命的报道，使人知道了在那个时候城中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哥老会活动，这其中包括了一批完全不同的人群以及城里城外的分会之间的接触和联系。例如一个同盟会的革命者在1911年春天想要将一批枪支从城内运送到成都的郊区，供应给那里的民兵队伍，他通过中间人和哥老会的负责人接触，他们同意传送这批武器。〔58〕晚清时期，哥老会在成都的大部分活动很可能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成都城外的哥老会中心通过住在城内的合伙人，或是朋友，这其中包括一些在县长衙门里工作的人，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通过这些人的帮助，哥老会可以持续不断地从城内获得非法的商品以及关于政府计划的信息。〔59〕

1911年夏秋之际发生的事件使得哥老会进入了成都市，而且是以一种场面壮观的方式进入的。在反对国有化的运动中，一些保路运动的领导者鼓励哥老会的组织与股票持有者协会结盟。股票持有者大会的领导者那年夏天被逮捕，手无寸铁的请愿的群众遭到射杀之后，为数众多的同志军，在四川的部分地区仿佛是一夜之间突然冒了出来，他们受到了哥老会一些著名人物的指挥，这些指挥者中有几个来自成都西面多山的地区。〔60〕这个抵抗运动的一位组织者声称他们的首领已派出了宣传队，和城内“每一条街道上的”哥老会人士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支持。〔61〕赵尔丰被解除职位之后，哥老会领导的队伍围攻了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同志军会师。

蒲殿俊的政府被推翻之后，成都街上一片欢呼庆祝，李劼人对此做出的报道表明许多居民发现原来哥老会的庆祝仪式是如此令人感到兴奋。尹昌衡宣布他的办公处为大汉分会（大汉公）的总部，这表明了他对哥老会的风格和组织原则的欣赏。军事局新上任的局长跟着他的上司学样，在军队总部宣布大路会（军队）的成立（大路公）〔62〕。不久，在这个城市里组织起了二百多个分会。〔63〕成都基督徒杨先生在整个民国时期就充当了外国社群和省政府之间的联络人，他特别提到了：(www.zuozong.com)

实际上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一个“公口”，或称哥老会的分会，维持每条街道上的秩序，阻止劫掠的事情发生。甚至像陈维新^[2]这样的基督徒也成了“袍哥”，或说是“穿长袍的长兄”或是秘密会社里的首领，他们开“公口”，或是“码头”、“港湾”或是分会，以保护人民，他们现在普遍所用的手势、暗号等都已为人们所熟知。〔64〕

据另一名观察者报道，妇女哥老会分会自那以来第一次在成都成立。〔65〕然而，能够公开庆祝哥老会精神的时期毕竟是短暂的。一个在重庆设立总部的与之相敌对的政府，大声诋毁成都的“哥老会政府”，新任职的云南督军蔡锷，向四川派出军队，准备“将它从哥老会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在一封拍给其他省份的国民政府和督军的电报中，驻在四川的云南部队司令指责尹昌衡和罗纶鼓励哥老会群体对非四川籍的官员和旅居省内的商人敲诈，勒索钱财。〔66〕尹和罗激烈地否认这些指控，他们将其比作是云南领导者的借口、托词，为他们企图从位于他们北面，比他们富裕得多的邻居那里，乘混乱之机渔利作辩护。然而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压力，迫使他们镇压成都的哥老会活动，将云南部队隔离在一段距离之外。〔67〕杨维立即动身解散成都的哥老会各分会组织。

李劼人在《好人家》里面写道，各个分会迅速关闭。然而，他认为哥老会公开活动的短暂时期已经给城市生活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该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居住在成都市的有钱的地主，他在1912年开初那几个月疯狂的日子里被强迫选进了哥老会的领导班子里，受到了精神创伤，他不得不退守在他那防卫坚固的院子里，拒绝参与任何公共事务。〔68〕然而，对于成都其他人来说，参加哥老会就为自己在民国时期在地方上产生影响开辟了新的道路。将哥老会的军队认定为1911年革命的英雄，这对于在某些军阀那里证明这个组织的合法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军阀随后控制了全省。除了杨维以外，民国时期四川的最高级别的政治领导者们，和晚清时期的督军们相比，他们对于哥老会更能容忍。再加上警察组织机构的日益衰落，使得哥老会在成都有了更大的扩展，尽管遭到了官方的禁止。1921年，一名新教传教士观察到“全省的社会组织由于这种迷信崇拜已经是千疮百孔了”〔69〕。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观察家们估计在成都平原上有70%—80%的男子都已是哥老会的成员了。〔70〕

回忆录里的证据表明到1930年代初期，袍哥组织已经按照原有的四个城门，将成都划分为四个区（另有两个区成立于1913年和1914年），每一个区里都有自己的分会组织。也还有一个全城范围的分会，有它自己的首领。〔71〕目前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可以用来支持对这些组织的机构做详细地分析，以及对他们相互之间关系的特点做出详细说明，还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他们的首领是怎样选出来的，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如何解决的，需要解释清楚。然而这些回忆录的确反映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这些分会都是按照地域性来组织的。这符合哥老会在城镇乡村传统的行事方式。〔72〕大体说来，任何人只要在他的地域内给分会的首领留下印象，他就可以提出入会的要求。一个近期的研究表明1930年代在成都就有90%以上的男人成为哥老会的成员。〔73〕

来自重庆的前袍哥们曾经这样描述过那座城市著名的哥老会头领，说他们能够通过操作处理和回避的方法来对付法律体系，以及有效地调停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人之间的争执来保护会员们的利益。这些首领们很少有人是有钱人家出身或是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们的能力却鼓舞了会员们去为这个团体工作，这说明了他们掌握了一定的道德权威和方法，这才得以支撑这个依靠暴力或是暴力威胁来维持的权威。一个袍哥团体的成功的领导需要由个人的忠诚来构成的强力的网状组织来建构和维持。〔74〕由此哥老会的首领们就必须是出色的地方上的政治家，而不是那种周善培式的管理严格的行政管理者。

哥老会首领的地方特色以及政治特色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有关街正的活动报道，在民国时期比起新政改革时期，在地方报纸上出现的频率更加高得多。〔75〕在清朝的警察组织中，作为警察和社区之间的联络人，街正在理论上作用似乎很重要；但是实际上警方对街正的活动有多少关注尚不清楚，他们很少被召去参与社区的活动，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革命之后，警察和街正在街坊事务上所表现的重要性颠倒了过来。1912—1937年，街正很可能帮助组织和培训了街坊上的民兵，这种事情屡见不鲜。〔76〕街正和哥老会首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资料记载的事实很少，但是在四川省社会事务局的记录中有一份报道却残存了下来。根据这份报告，一名被接纳为哥老会成员的街正，在成都的一个社区组织300名当地的儿童成立了一个少年英雄会，利用他们对他街道上的社区生活进行监督和管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