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保路运动：全市罢工与围困

保路运动带来的危机使得四川省的行政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它对清政权的全面崩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成都地方事务更加受限的背景下，保路运动的历史显示出了运动领导者的组织才能，以及在新政中建立的城市公共机构及其制度的弹性。然而，政权从清朝的管理者手中转换到一个新的省级政体，这个过程也导致了军人和秘密社团对成都影响的滋长，这个新现象，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会成为民国时期城市政治的突出特点。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票持有者在公司位于成都的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公司管理方得知清政府计划为建造汉口和成都之间的铁路干线而筹措资金，便准备拿出一笔外国贷款，将政府刚刚从私人控股的铁路公司手中拿走的管理权接管过来，他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四天之前召开了这次大会。股票持有者在得知他们将被收归国有的铁路干线的投资，可望收回的只是政府发行的债券，而不是现金时，他们心乱如焚，现在这笔外国贷款更是激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痛斥中央政府，指责邮政和通讯大臣盛宣怀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人，再加上反对国有化政策激起的呼吁，使得会议厅里大多数听众热泪盈眶。有目击者声称那八个被警察局派来监视会议的警察也加入了泪流满面的人群中，喊着：“我们也是四川人，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乡。”〔50〕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协会，组织反抗，接着全体出发来到了省财政的司库，目前正在代行总督之职的王人文的衙门。王接待了他们并同意将四川人民为了建设和管理他们自己的铁路，投入这项工程的详细情况传达至中央政府。〔51〕

股票持有者代表的行进队伍，其中包括谘议局的领导，从公司总部走了大约400米，来到了省金库的衙门，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行动，就像《蜀报》对于官方的公开批评一样令人震惊。〔52〕惯常坐私人轿子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卷入了这场共同参与的公开抗议的群情激愤中。在这次行动的戏剧性冲击中成立的保路协会迅速组织起演说者队伍，他们分布到成都的大街小巷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集合起全城的居民支持他们的事业，这些居民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持有铁路股票。在早些时候热情投入召开国会的运动的学生们，大多因失败而消沉了，现在又积极热情地加入到了这个新的战斗中来。保路运动的各个分支在每一所学校一跃而起。6月25日，好几千人在南校场聚会，听着群情激昂的演讲，为由协会挑选出来，将案件上报北京的人送行。三天以后，妇女保路同志会举行了成立大会。成都的商人和四川戏曲演员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据报有二十多名代表了全市穆斯林社区成员的分支组织也成立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黄季陆为头组织起了小学生协会，在协会总部的大会上作了发言，他后来成为国民党活动家，以及台湾的历史研究所（国史馆）的所长。〔53〕成都街道上许多分支协会的诞生受到了运动的时事通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热情欢迎。该报于6月26日创刊后便频繁地发出报道，对各分支协会以及各分支协会的许多人抵押东西出资或是抵押土地来支持保路事业的行动，发出热情洋溢的评论。〔54〕

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来到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成都回到他们家乡的县城，他们身负协会交付的任务，将协会的信息带给他们的亲友和邻居。整个七月和八月间，各县都成立起了保路协会，协会的领导者多是新学校、县议会、农会和在各县府的自治政府学习会的负责人。他们在和成都的领导者联合时，好像中央政府已经通过新政的各机构获悉了四川人民一致明确的意见，不取消收归国有化的成命便别无选择。运动将会取得成功，各分支协会将解散，政治生活会恢复正常，只剩谘议局的领导者们指望着得到北京的官方更加认真地看待。

然而，在北京，由于部分在京为中央服务的杰出的四川籍人士，他们对国有化政策的支持，使得保路运动明确的信息被弱化了。在这些人中间，最令成都的活动家们头痛的是宋育仁，他是早期四川的工业化和制度改革的提倡者之一。这些人辩论道，国有化是必须的，因为铁路对国家的利益至关重要，而且私立的铁路公司已经表现出了在这个巨大工程的管理方面的无能（它投资的老式银行由于在1910年上海的金融危机中破产而失去了它积累的大半资金）。到1911年，在这家公司被授予了修建这条铁路的权利之后，六年的时光过去了，它还只铺了仅仅几英里路长的铁轨。

8月2日，四川的新总督、赵尔巽的幼弟赵尔丰到达成都，他刚从西部过来，在那里他对清朝统治的西藏东部地区的一次起义进行了镇压。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试图在朝廷和保路运动的领袖们之间进行调停。根基在北京的官员们，没有为他这个工作开方便之门。邮政和通讯大臣盛宣怀向朝廷上了一个条陈，在这个条陈中，他将学生们叫作一群乌合之众，说他们意在挑起麻烦。这样形象化的描绘自然激怒了活动家们。中央政府劝说铁路公司位于湖北宜昌东部总公司的经理，离开公司，辞职到政府的铁道部门工作，并将公司的账本随身带来。成都公司的全体员工感觉被出卖，保路运动处于困境。作为回应，协会的领导者们号召在成都发起了全市罢工，罢工起始于8月24日。〔55〕(www.zuozong.com)

8月24日的早晨起，成都所有的商铺都关门歇业。赵尔丰派出高级别的官员来到街道上，敦促商人们开门营业，但是大多数商人只是当官员们在场的时候才将关闭他们商铺前面的门脸，抽掉几块板子作为敷衍。罢工运动延伸到了学生和工人们当中，还包括那数千个逃离了城门的乞丐和搬运工人。搬运工要给城市供水及运走生活垃圾。警察仍然在执勤，保路运动协会向成都城中所有的分支组织发出呼吁，要求帮助维持城中的秩序。罢工计划要使北京相信四川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决心，因此，这个罢工就必须是有纪律的、有秩序的。为此，罢工的领导者在几天之后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小贩们重新出现在街上，搬运工人恢复了必要的工作，维持城市居民的环境卫生和健康。〔56〕与此同时，成都人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的严肃认真，同时又使得政府难于给他们的行动贴上反叛的标签：他们为光绪皇帝竖立纪念牌位。李劼人写到，这个新的策略最先是由商铺老板开始的，他们担心会派士兵来强迫他们开门营业。为了表示反抗，这些商人们在他们商店的前门贴上供奉光绪皇帝英灵的牌位，以表示罢工出于对先皇的忠诚，因为是他授予了四川人民修建这条铁路的权利。不久，越来越多这样的牌位出现在了全城，有些还贴到了横跨大街的牌坊上。这些牌位给官员们造成了麻烦，当他们乘坐高大的轿子要穿过低矮的牌坊门洞时，不得不从轿子里下来，城里人看了心里直乐，这给成都市造成了紧张的气氛，但官员们又不敢下令将它们摘下来。按照郭沫若所说，成都人相信满洲将军没有参与到铁路论战中来的原因是，他被困在了旗营中不敢出门，因为旗营大门外面就有一些牌坊，他不愿意从轿子中下来，从这些牌位底下走过。〔57〕

罢工开始两个星期后，进入官方和精英之间共同合作监督成都事态的最高峰。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城中出现骚乱，使得铁路争议问题复杂化。官方每天都要和抗议运动的领导方见面，交换信息，协调他们的行动。在罢工期间至少召开了两次公开会议，讨论安全问题，官方和地方领袖分享指挥权，鼓励大众保持克制。〔58〕周善培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告诉过街正们，他们身负重任，在街坊上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便是去完成拆除雷管这项艰难任务的人。他解释道，一般情况下，遇到公众纠纷，警察快步上前终止，但是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的这种快步上前的行动就会造成误解，导致严重的冲突发生。据周的回忆录所说，街正们十分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劝告。〔59〕协会领导者们为城中居民因罢工而遭受到的困难提供帮助，警察局也同意暂时停止向茶馆和戏院收取强征的税款〔60〕，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保持新政机构的运转，例如，警察在保路运动期间就淡出公众的视线。于是，在成都，在新政和铁路冲突之间，一直维持着一条清晰的界线。

两个星期之后，罢工并没有迫使北京发出表示和解的一纸声明。运动的领导者们开始讨论全省范围的反抗征税的好处与坏处。全城情绪高涨，盛宣怀和北京其他官员的形象逼真的漫画开始以大幅纸张的形式穿街过巷。〔61〕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赵尔丰解决这个危机施加了更多压力，并命令中央铁道专员端方去成都调查赵的管理工作。9月7日，赵采取了严厉措施，召集了九名抗议运动的领袖，包括谘议局和铁路股票持有者协会的领导者来他的衙门，把他们都监禁了起来。当消息传出，人们聚集在衙门的大门前，高举供奉光绪帝的牌位，呼吁释放被关押的这些人。赵尔丰的士兵开枪射击人群，打死了好几个，打伤了许多人。那一晚，士兵占领了城中心的所有街道，推倒了所有供奉先皇的纪念牌坊。〔62〕

成都的大屠杀立刻震惊了周边地区。事件的消息迅速地传达到了城墙外面的活动家们的耳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消息传递方式是通过“水上电报”：200块小木片，上面刻上了抓人的简短消息，号召大家武装起来。这些小木片被扔到了城东的江水中，顺流而下，被运动的支持者们找到。〔63〕几天之内，来自附近城镇的民兵向成都市进发，抗议这次大屠杀，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人。新近刚在西藏几年的战斗中杀红了眼的赵尔丰的军队，将民兵赶跑了，但是他们又更快地聚拢了起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整个成都平原的民兵头领的领导下，好几支“同志军”携手联合起来。虽然这些队伍声称要和成都的保路协会团结一致，但是他们也还怀有另一个动机，那就是他们对在新政时期的机构手中吃尽了苦头的怨恨。1911年秋天，在同志军与皇家军队争夺县城的斗争中，整个四川省的学校、警务站和收税机构全都遭到了洗劫。〔64〕而成都市却将城门紧闭，切断电报线路，在一片叛乱的海洋中，成了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