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地下兵运工作成果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军对陕甘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在白色恐怖下，陕甘的共产党人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进行地下斗争。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王孝锡，在被国民军通缉后，1927年8月，毅然回到了宁县老家进行革命活动。9月，王孝锡和胡廷珍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共邠（陕西邠县）、宁（甘肃宁县）支部，在陇东地区大力从事农民运动，发展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积蓄革命力量。后又把斗争扩大到平凉、临夏，创立了中共平凉支部和河州支部。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当时陕甘的形势分析，决定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策动武装起义。井岳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残害革命人士，在其军队中大反“赤化”，特别是对在大革命时受共产党人影响的石谦旅很不放心，先诱杀了旅长石谦，后又要借“改编”清除该旅的共产党人。1927年10月11日，石谦旅的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利用部队换防之机，在陕北的清涧发动起义，19日攻占了宜川县，队伍发展到1700 余人，有枪支3000 余。^[24]井岳秀迅速调集重兵“围剿”，10月24日，起义部队战败，退出宜川。1928年1月，又撤向了陕甘边界的豹子川，部队仅剩下10 余人，原陕西省委准备在陕北建立军事根据地的目的落空。但这次起义正式拉开了共产党人在陕甘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192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陕东特委，派刘继曾、李大章等深入陕西东部农村，组织农民武装。中共陕西省委利用陕西地方军阀李虎臣发动反对冯玉祥的军阀战争之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同年5月1日，渭南的农民武装发动起义，并在崇凝区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0日，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李虎臣部的许中权旅，利用李虎臣部在潼关战败之机，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唐澍、刘志丹、许中权率部撤出潼关，在华县宣布起义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的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刘志丹任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全军1000 余人，有枪五六百支。^[25]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冯玉祥在击败李虎臣控制西安后，先后调兵三次围攻根据地。6月20日，起义军战败一部退入南山，许中权率领的一部退入洛南，又遭到李虎臣残部和反动民团的进攻。后根据陕东特委指示，党在军队中秘密隐蔽起来，不开展公开的苏维埃活动，以保存革命力量。渭华武装暴动也告失败。

1928年5月6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人吕佑乾、许才升，和中共邠、宁支部的王孝锡等，为了策应渭华起义，在陕甘交界的旬邑组织了数百农民的起义，5月7日攻占了县城，处死了县长，并开展了斗恶霸、开仓济贫的活动。5月12日，建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农红军渭北支队。这次起义还波及彬县、永寿、淳化，以及甘肃的宁县、灵台等地。敌人为了摧毁革命政权，收买内奸在5月30 发动了叛乱，起义领导人吕佑乾、许才升等8 人被俘牺牲，旬邑起义失败。但旬邑起义影响很大，后来地下的党组织又重组了革命武装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地区。王孝锡在参与领导的旬邑暴动失败后，又回到宁县家乡，组织起了宁县农民自卫军。后因叛徒出卖，王孝锡在宁县太昌被捕，押解兰州后，1928年底被杀害。^[26]旬邑暴动后，中共陕西党组织又在礼泉、三原等地也组织了起义，但均告失败。

在清涧、渭华、旬邑暴动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结合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际，做出了大力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1928年秋，刘志丹同志出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委员，直接领导陕甘地区的兵运工作。刘志丹同志到陕北特委工作后，同当时的特委书记杨国栋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斗争，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和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精神。依照陕西省委的决定，利用陕甘两省军阀派系林立，急于扩充各自实力的机会，动员大量进步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中去抓枪杆子，为革命武装斗争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刘志丹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好与一些社会上层的联络工作，以掩护革命活动，改编旧的民团武装，减少在进行革命活动时的阻力。1929年春，刘志丹利用陕北保安县的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不仅民怨极深，而且也引起了地方士绅的不满，动员地方士绅说服县长去改选民团团总。县长与路仰之本来也有矛盾，而且看到路仰之民愤极大，遂同意改选。地下中共党组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动员民众支持共产党推荐的刘志丹和曹力如为正、副团总，成功地控制了该民团，并对其进行了整顿，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其成为党在陕地区最早的武装力量之一。

到1930年，刘志丹已成功地将一批进步青年派入陕北军阀高志清部、杨庚午部和甘肃军阀陈珪璋部以及宁夏的军阀苏雨生部，特别是在苏雨生部的活动成绩突出，刘志丹、谢子长等利用在大革命时期与苏雨生的部下第九旅旅长石英秀、第八旅旅长王子元的关系（石、王二人原是陕北的地方武装，后被苏雨生收编），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插了进去。1930年春，谢子长（当时被石英秀聘为名誉副旅长）指示：在王子元部成立学兵队，将陕北党组织派去的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都集中在学兵队，并特指定共产党员张东皎为队长，在学兵队建立起了中共特支，使学兵队基本成为一支党所控制的武装。1930年秋，石英秀、王子元脱离宁夏苏雨生部，开到甘肃靖远，被国民军系的雷中田收编为第八师第三旅，任命石英秀为旅长、王子元为团长。后石、王二人不和，石英秀部被调到定西，王子元部被改编为第三游击支队，仍驻防靖远。1931年，国民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陕西杨虎城投向蒋介石，并派部下孙蔚如带兵入甘逐走了雷中田，控制了甘肃，王子元部被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共产党人张东皎升任副旅长。^[27]共产党人在地方军阀部队中的这些活动，为后来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32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相机发动兵变，谢子长受命从陕北来到甘肃靖远，与张东皎商议起事。在陕军孙蔚如的十七师工作的共产党人孙作宾也从兰州赶到靖远。但谢子长离开不久，他们的活动便被王子元侦知，王子元便先发制人，扣押了张东皎和王儒林，当时任一营营长的共产党人吕振华，仓促率部在靖远打拉池的东狼台起义，很快就被王子元派出的追兵打散。后经多方营救，张东皎、王儒林二人获释。^[28]这次起义虽然受挫，但因共产党人多年的活动在王子元部有良好的基础，在一些尚未暴露的同志主持下，兵变活动仍在秘密进行着。

张东皎、王儒林离开靖远赶往兰州，找谢子长进行商议。1932年5月，谢子长在兰州联络了50 多人，通过杜洪范，以王子元警备三旅特务连名义，从兰州的国民党军械处领得步枪八九十支，子弹两万发，还有大批军装和一些手枪，秘密运到靖远县城北约90 里的水泉堡，在此发动了起义，提出“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很快增加到了几百人，组成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下辖3 个支队，谢子长出任游击队总指挥。

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使敌人感到非常惊恐，他们首先对水泉堡地区进行戒严封锁，接着王子元派周维邦率兵一营向水泉堡发起进攻。红军游击队和敌人激战竟日，击毙敌主将周维邦，但游击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被俘牺牲。水泉堡战役失利后，工农红军游击队主动撤出水泉堡，准备到海原与事先约定的起义部队联系，并派人到定西一带去找吕振华，以便里应外合，夹击敌军，然后向罗山集中，去和刘志丹会合。但吕振华的余部很快被地方民团打败缴械，致使会师计划落空。游击队只得由海原、靖远、会宁三县边界绕道皋兰北山返回水泉堡。起义部队因损失过大，将一、二支队全部并入三支队，由共产党员王儒林负责（谢子长返回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重返水泉堡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不仅主动卖给红军所需的粮食、衣物等，还积极参加红军，红军游击队很快又得到扩充，成立了四支队，由孙作宾任四支队司令，三、四支队各下辖3 个大队，游击队总人数达到五六百人。

1932年7月，敌军以一个特务营的兵力再次向水泉堡发动进攻，由于敌人装备精良，红军游击队在进行了激烈抵抗后，被迫撤退到石门川，在石门川休整两日后，红军游击队决定兵分两路，王儒林率三支队暂留石门川活动，而孙作宾率四支队返回水泉堡，然后渡过黄河去和薛宝山的北山骑兵部队会合，但孙作宾部在北山遭到了马鸿宾部冶成章的骑兵袭击，损失惨重，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牺牲，陕甘红军游击队党组织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水泉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共产党人在甘肃领导的一次重要的武装斗争，其意义重大，它播下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

1932年冬，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指导下，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特委书记，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及孙作宾任特委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华北地区推进，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陕西省委指示特委建立抗日武装，因此特委决定在靖远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兵变，扩大力量，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并决定由王儒林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李若愚为政委。王儒林在打入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1931年12月成立，邓宝珊任主任）的同志帮助下，以绥靖行署招募员的身份，去靖远联络。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招集了三四百人，于1933年3月，在榆中县的园子岔正式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29]

在创建西北义勇军的同时，甘宁青特委令兰州的共产党员贺晋年、郝亚新在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所部和驻甘陕军三十八军（孙蔚如的十七师扩编而成）中加紧活动。1933年4月，贺晋年在兰州发动了水北门兵变，守卫水北门的部分士兵起义，并按特委指示撤离兰州，同前来接应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红砂岘会师，壮大了抗日义勇军的力量。^[30]

蒋介石对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极为惊恐，调集甘宁青三省的反动军队进行“围剿”。1933年4月，西北抗日义勇军被敌人重兵包围在甘肃靖远的红砂岘一带，战士们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力量对比悬殊，西北抗日义勇军战败，李慕愚等30 余人被俘，吕振华、郝新亚等多人被杀，甘肃党组织再次被迫转入地下活动。^[31]中国共产党在靖远一带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基本属于单纯的军事斗争，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加之离反动统治中心较近，因而无法建立起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使得武装斗争未能同民众运动密切配合起来，最终陷于失败。但共产党在靖远地区所领导的这些斗争，对西北地区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战初期，大批靖远一带有志青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正是共产党人长期在此地活动的结果。

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敌人加强了白色恐怖，特别是在省城兰州，敌人疯狂地追捕和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同情者。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甘宁青特委决定孙作宾、马豫章等撤离兰州，特委军委书记由梁干丞接任。梁干丞以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政治教官的身份，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7月，甘宁青特委又遭敌人破坏，梁干丞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将他杀害。^[32]

除了靖远兵变，共产党人在甘肃还策动了西华池兵变。1931年春，石英秀的第三旅由定西开往靖宁、庄浪、隆德（属宁夏）一带，九一八事变后，又被杨虎城改编为十一旅，划归邓宝珊新一军节制。1932年，十一旅奉命被调往甘肃陇东的庆阳、合水驻防，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在陕北特委的指导下，秘密在军中发展革命力量。水泉堡起义失败后，1932年6月，谢子长返回陕北途中，又派杨林、苏生儒、高璧照诸同志前往十一旅相机策动兵变。当时因驻合水的第一团一营刚被石英秀清洗过，共产党人所控制的一连被石英秀缴械，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只好把目标放在驻西华池的特务营。特务营中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高鹏飞等决定发动特务营士兵起义，并派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联络。在取得刘志丹同意后，于7月8日正式发动起义。起义发动后部队迅速整装出发，于第二天拂晓登上了宁县的盘克塬，与前来接应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正式编入了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是一次较成功的士兵起义，不仅壮大了革命队伍，同时也扩大了革命的影响。^[33]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开始走向失败，控制陕甘的冯玉祥也开始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但冯玉祥在西北的态度相对缓和，加之陕甘军阀派系众多，关系复杂，因而使得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得以保存。陕甘共产党人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开始了兵运工作，发动大小起义、兵变70 余次。当时陕甘的兵运工作虽大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斗争的尝试，显示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后来的武装斗争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民众的觉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后来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注释】

[1]郭琦主编：《陕西五千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05 页，1989。

[2]屈武：《激流中的浪花》，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86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见《甘肃省志》（大事记），222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4]《发刊词》，载《新陇》，第1 卷，第1 期。

[5]陈顾远：《思想和环境的关系》，载《新陇》，第1 卷，第1 期。

[6]载《甘肃警务周刊》（民国12年），第12 册。

[7]刘映胜：《陕西党组织的一些历史活动》，见《西安文史资料》（第1 辑），2 页，政协陕西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8]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地区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历史文件和回忆录》，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4 期，3 ～5 页，1987。

[9]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91 页、94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www.zuozong.com)

[10]朱绍良：《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242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11]李果：《大革命时期党在兰州的活动》，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6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12]马文彦：《随于右任赴苏敦促冯玉祥回国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的经过》，载《西安文史资料》（第1 辑），91 页，政协陕西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13]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496 页、524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4]杨思：《甘肃统志稿》（财赋志），卷四十一。

[1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京（北方）区委同冯玉祥的联系》，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0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0。

[16]陈云樵：《1927年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学院》，见《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41 页，政协陕西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17]郗晓峰等：《大革命时期的长安农民运动》，见《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46 页，政协陕西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年。

[18]朱绍良：《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243 ～24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19]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17 页，湖南出版社，1991。

[20]《告国民书》，载《国闻周报》第4 卷，第29 期。

[21]牛化东：《回忆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6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526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23]《刘郁芬电告甘肃清党经过》，载《新闻报》（上海），1928年10月10日。

[24]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6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25]郑殿华：《渭华起义回忆》，见《西安文史资料》（第6 辑），62 页，政协陕西省西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

[26]张小民：《王孝锡烈士事略》，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9 辑），3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7]王儒林：《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17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8]孙作宾：《甘宁青特委时期兵运活动梗概》，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15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29]（以上关于靖远兵变的材料主要参见）王儒林：《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177 ～18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30]贺晋年：《回忆兰州水北门兵暴》，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19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31]中共皋兰县委党史办：《红砂岘战斗》，见《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早期斗争》，13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32]常黎夫：《梁干丞同志被捕前后》，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9 辑），4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3]杨林：《西华池兵变》；李树林：《党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的兵运工作和领导武装起义的经过》，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 辑），26 页、62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