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与阴阳爻、数字：回归原创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在六十四卦中，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易道”的标示，但按《周易大传》所说，卦爻象却是作为“易道”的“太极”所生，并对“易道”有所显示，这就说明，“易道”不可能离开六十四卦，而是隐于其中。不过，在《周易》体系中，存在三种符号体系。一种是阴阳爻符号体系，也是最根本的体系。另一种是数字符号体系，例如构成卦象爻位的初、二、三、四、五、上;揲筮中的象数;在阴阳爻之外，用不同的奇偶数字记载不同卦的方式以及“变卦”与“卦变”之数，等等。第三种，就是卦爻辞组成的文字符号体系。显然，在这三种符号体系中，阴阳爻符号体系是最抽象的符号体系，但比起另外两种符号体系却具有最深广的包容性。另外，例如作为标示爻位的数字符号，介于阴阳爻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爻位数字所标示的，既是时间坐标也是空间坐标。例如乾卦的“六龙”，都是时空并存于每一龙的显示。在这种时空交会中，不仅能够看到不同季节的展现，而且不同季节的天地人“三才”之景象也会或隐或显地展现出来。人们飘逸在春风中，潇洒自在;而在寒冬冰雪中，瑟缩不能舒展。在夏日的骄阳下，无风的烤晒，让人喘不过气;可是当金秋来临，看到丰收成果，一切辛苦就都抛到脑后。洞房花烛，谁能忘记那幸福燃烧的时光呢？一旦碰到意外丧偶，孤独和绝望也会撕裂心肺！成功的趾高气扬和失败的灰心丧气，展现人生常态，然而在消沉之后，你看他又踌躇满志和野心勃勃了。如此等等，岂不都是显示在这不同的时空交会之中吗？也许，海德格尔的“Dasein”的“Da”，与这里爻位数字所标示的意思具有可以沟通的境域。事实上，活着做事和享受生活的人，总是处于不断变换的时空坐标或交会中。从这个最基本的时空坐标出发，去推测人的可能态势和走向，正是《周易》最能启迪人的思想之一。比起前两种符号体系，作为系辞的文字符号体系，虽然具有明确具体的显示性，但在对于“易道”的显示上，却容易受局限，甚至弄不好，还会“言不尽意”，导致“道可道，非常道”。

这里说数字符号介于卦爻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是说在表意上数字已经不像卦爻符号那么抽象，但也不像文字符号那么具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这里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如果当年没有留下卦爻辞，那就真会像顾颉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变成谁也解不开的谜，变成不可理解的无字天书。因为，它们是最抽象的符号，比现在计算机“二进制”的0、1还抽象（0、1还有数量意义可言）。但正是这种最抽象的卦爻符号，可能适合于载“道”。因为，所谓最抽象，是从“有”以至可以抽象到“无”。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篇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黑格尔那里，经过对“有”抽象，到最后“有”变成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有”，这时“有”就过渡到“无”。但是，“象思维”的“抽象”与黑格尔的概念思维的“抽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因为“象思维”所进到的“无”，不是黑格尔那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即不是作为向获得丰富规定性的具体概念进展的起点之“无”，而是作为万事万物“原发创生”之源的“无”。所以，“象思维”在卦爻符号创造上的“抽象”，是破除概念思维包括数字思维、回归“原发创生”之源的一种“悬置”的功夫。与现象学还原的功夫有一点相似性，但又不可同日而语。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那里，像康德那样，是为了给陷入危机的形而上学寻找一个解除危机的基础，即康德所说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象思维”则是回归思想文化的“原发创生”之源。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对“存在”（或译为“是”）即始于古希腊einai（拉丁文esse，英文to be，德文sein，法文être）意义的探索，比起从康德到胡塞尔的探索，具有思想突破的价值。海德格尔提出“缘在”（ Dasein） ，去存在（ zusein） ，特别是提出“自身缘构发生”（ Ereignis） ，可以说，都是力图回到思想文化“原发创生”之源的精神求索。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非常重视接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启发，所以他对于“无”的领会，也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观点。

事实表明，要展开从“太极”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的“易道”，没有数字符号的中介，就不可能有从“太极”这个“大象无形”或“无物之象”到具象的过渡，也就不可能作具体的“观象系辞”。这种在最抽象的卦爻符号与具体的文字符号之间的数字符号，在“易道”和道家之“道”的展开过程中，正是显示从“无”到“有”的过渡或者“有生于无”的过渡。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已经看到一（太极）、二（两仪）、三（作为生四象的两仪） ，而“四象”、“八卦”则已经进达具象，如方位和万事万物。在道家老子那里，这种数字所显示的从“无”到“有”的过渡，更为明显。如老子所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在这里，“易道”的“太极”与老子的“道”还有所区别。老子的“道生一”，与作为“有”的“一”相对的“道”当是“无”，而“易道”之“太极”则是“有”与“无”的合体，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合体比较具体的展现，就是“两仪”即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似乎可以从这种描述中加以领会。(www.zuozong.com)

同老子“道”之“三生万物”相比，“易道”则是“阴阳生万物”。阴阳既然是“易道”之“太极”比较具体的展现，它就比较具体地包含有“易道”“原发创生”的生机。或者说，作为“易道”最终根源的“无”，这个具有无限“原发创生”生机的“无”，就隐含在“一阴一阳”之中。正如著名易学家胡煦所言，“须知其来，俱由太极天心而来。所以方来之爻，俱名曰初。无一卦无初爻，则无一卦无太极”。阴阳爻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体系的基础和灵魂，具有“原发创生”的生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与“无”合体的“太极”隐含于阴阳之中。阴阳所展开的无限形式的辩证运动，其根本的动因也在于此。

无论是“太极”还是“阴阳”，在“象思维”里都是表述“易道”的始源性范畴。任何始源性，都具有神秘性。但是，只要这种范畴具有解释的合理性，就应当承认这种“神秘”的合理。在这里，阐发这种始源的“神秘”，并不意味着迷信，而是表明始源的深邃甚至深不可测。对于始源要求经验主义的实证或科学主义的证伪，都是离开始源的本真本然。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虽然解构了形而上学的虚构，但是最终却不能解构掉形而上学，其原因就在于任何哲学的真理追求，总是要不断回到始源，从那“神秘”中寻找开拓新思的刺激。即使从知觉经验出发的梅洛庞蒂，也不能不重视始源。他说：“哲学在能够说出真理时，不应把哲学本身当做知识，意味着哲学是不断更新的对自己开端的体验，意味着哲学整个地致力于描述这种开端。”不断回到“始源”或回到“开端”，之所以必需，就在于“始源”或“开端”就像一条河流的源头。一条河的存在，取决于“始源”或“开端”的源头活水。回到“始源”或“开端”，就是要护持和开发源头活水，以便使哲学和思想之河得以长流和常清。实际上，追溯源头的现象，不止是哲学，而且整个文化都是这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甚至也包括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都要不断追溯源头，以便在神秘深邃的源头那里寻找获得新发展的刺激。这也如梅洛庞蒂在谈到现象学工作时所说的，“现象学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瓦莱里的作品或塞尚的作品一样，在辛勤耕耘——靠着同样的关注和同样的惊讶，靠着同样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想理解世界或初始状态的历史意义的愿望。哲学在这种关系下与现代思想的努力连成一体”。在这里，梅洛庞蒂说到“初始状态的历史意义”，其实“初始状态”作为“始源”，与所流淌的“一条河”构成一体，就是说传统不仅是历史，也与现实一体相连。所以，对“初始状态”的追溯，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