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区别及联系

在考察了诸种对学科领域划分界定的基础之上，我比较认同的是：人类学这一学科领域主要包含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三大学科分支；在文化人类学中主要包含民族学和社会语言学；而民族学主要分为描述的民族学和比较的民族学——前者即“民族志”（ethnography），后者即“比较社会研究”（comparative sociology）（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图示如下：

其中与本文解读比较密切的三个概念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

在我国学界早期普遍使用的是“民族学”，而对“人类学”的广泛使用是后来的事，这是我们特定的国情所致。人类学作为一门西学，其因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成了一种忌讳。而在德语、俄语等国家和地区，往往用民族学等同并取代人类学，加之我们对民族特色的格外重视，中国化的民族学大行其道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民族学充当了双重学理角色，一是自己本来的角色，二是替代人类学的角色。从上述划分来看，人类学与民族学应该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即民族学是人类学下属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而从文化的基本特征来看，人类学在于文化的世界性特征，民族学在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其实二者被等同互用的学术原因还在于其研究关注的核心指向都是“人文类型”。为什么叫“人类”？一是相对于“动物类”而言，二是人是分类的，或者说是不同类型的人群构成了人类。那人类学便是研究不同类型人群的一门学科。民族指的是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等的人的共同体，即共同的民众族群，那民族学便是研究不同体的族群的一门学科。二者殊途同归。(www.zuozong.com)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从英国伦敦留学归国，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课讲学，由于教材缺乏，赶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和雷蒙德·弗思的《人文类型》，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再版。弗思的《人文类型》作为一本比较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共涉及七个方面的人文类型研究：（1）种族特征和心理差别；（2）人和自然；（3）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4）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5）行为的规则；（6）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信仰；（7）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英］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这些内容不正是人类学和民族学都要面对的吗？不论是人类还是民族，都可以进行诸如此类的人文类型的分析研究。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于人类学以及民族学都具有开创式的学科奠基价值。因此说，人类学与民族学彼此纠缠、难分难解的学科渊源，使得二者剪不断，理还乱。彼此的互用替代，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如果说民族学主要在于学科的统摄性意义，那么民族志则主要在于学科具体的文本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也就是说，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方式，是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描述。因此一般认为，民族志乃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