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的历史成就：共创共赢

上海纺织系统的公私合营工作大致从前期小而散的企业开始，进而到1954年改造毛纺规模企业，再到最后改造重量级棉纺企业，最终于1956年全部完成。

1950年10月21日，以上海安乐第二纺织厂与华东纺织管理局签订公私合营合同为标志，上海纺织系统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诞生。其公私合营后改名上海安乐人造丝厂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前后，比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实施公私合营的企业，大都因其自身经营困难，这些企业包括新光内衣、信和纱厂、元通染织厂等。1954年7月1日，以章华毛麻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上海毛纺织工业中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为标志，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1954年开始，大部分工商企业主在认清大局形势和国家政策的感召下，共有25家大型私营棉纺织厂分3批实行公私合营。这些工厂的纱锭，占私营棉纺厂总锭数的46．38%。1955年9月28日，上海最大的申新系、永安系等22家私营棉纺织厂实行公私合营。至此，上海棉纺织行业首先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5年12月，丝绸行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共有丝绸厂316家。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1月是上海纺织行业民族资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收官时期。先后有棉纺织、毛麻、丝绸3个行业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其后是织布、印染、内衣、袜子、毛巾、被单、手帕、制线、织带、制绳、制帽、飞花整理、衬衫、篷帆行业的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经过清产核资，纺织企业的私人资本总额为4．407亿元，占上海市私营工业资本总额12万亿元的36．73%。

民族纺织资产由“私”改“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其间更值得记取的是这些姓“私”资产背后的拥有者也开始由资产阶级的食利者转向了投靠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一）荣氏“纺织帝国”蜕变为“红色资本”，为上海民族纺织产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树立一个光辉典范

不论是提到上海还是提到中国的工业纺织史，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曾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举，上海拥有大大小小近10万名资本家，有100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和9000多名上层民主人士，这些有自己的产业或者有文化的职员等非劳工人士，当时都面临是去香港地区、去美国、去欧洲，或跟蒋介石去台湾地区，还是留在上海发展的人生选择。其时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很多民族工商业者，包括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已经选择了离开。据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一份史料记载，上海荣氏工厂被其家族抽调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元。1949年春夏的上海，帝国主义实行物资禁运，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与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交织在一起，大部分企业处于半停顿状态。55家煤球企业，存煤只够一个月之用，240万枚纱锭的纺织工业等待棉花的来料生产。30岁刚出头的荣毅仁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与其兄荣宗敬早年在钱庄当学徒，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始在上海创办实业。1921年，组成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构成荣家资本集团。1931年，荣氏名下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总计纱锭46万枚，布机4757台，职工逾3万人。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共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上海申新系列企业中，荣氏兄弟的投资约占申新资本总额的80%。1936年，拥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约占全国（除东北三省外）民族资本棉纺厂纱锭和布机总数的1／5以上。荣氏家族企业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当时上海的棉纺织骨干企业诸如第一棉、第二棉等至少有50家之多。然而这些企业的创始者不乏日商、英商或其他资本等，唯独申新纺织九厂（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十二棉纺厂）由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始祖上海机器织布局血脉基因一路传承而来。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正式开工，1909年改名新纱厂，1913年又改名三新纱厂。这时拥有纺锭6．9万枚，织机1005台。1931年，荣氏购进三新纱厂，后成立申新纺织九厂。1932年选定澳门路150号厂址，占地面积60亩，押借巨款建造厂房，于1933年9月完成迁厂工作。1940年工厂纺锭达到13．8万枚，线锭1．7万枚，织机815台，职工7167人，规模居全国之冠。

荣毅仁于1937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时年21岁的荣毅仁便开始辅佐父亲接触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直至上海解放的时候，他开始在纺织领域崭露头角。1950年，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荣毅仁主动认购650万份。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直接参与恢复生产、捐款捐物、群众性政治活动。1950年12月16日清晨，上海风雨交加，工商界300多个行业、15万工商业者举行游行声援抗美援朝。这天，荣毅仁擎着大旗，迎着大风，走在队伍的前面，从南京路外滩一直走到西藏路南京洛口，之后又发起捐献活动。按照当时一架战斗机15亿元（折合人民币15万元）计，申新纺织六厂捐款价值1．5架飞机，加上申新纺织五厂、荣丰厂，三厂合计捐款价值约3．5架飞机。这些举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为诸多摇摆不定的工商民主人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表率。

1957年1月，上海召开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市长陈毅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在会议开幕时为荣毅仁竞选上海市副市长做宣传讲话，他说他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助选：“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随后陈毅又给与会代表介绍了荣氏家族与荣毅仁本人的情况。众望所归，那一年荣毅仁担起了上海市副市长一职。“红色资本家”的名号也就此伴随荣毅仁一生，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一员，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之一，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拥有纺锭40万枚、织机2931台、印花机组2套的上海申新系纺织企业于1950年3月29日约集会议，上海申新纺织一、二、五、六、七、九厂代表悉数到会研究重新组合方案。4月1日签订合约，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5月8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推选荣德生为主席，下设总管理处，推聘荣毅仁为总经理。1954年10月7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6月19日成立董事会，推选荣毅仁为董事长。从总经理到董事长，荣毅仁在拥有资产处置实权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助力申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公私合营。经过清产估价，上海申新纺织一厂、二厂、五厂、六厂、九厂及相关的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鸿丰纱厂资本总额为6400万元，占上海全行业合营厂总资本额的47．32%。合营后的申新总管理处仍由荣毅仁担任总经理。此时，荣毅仁在上海纺织系统的荣氏家族中开始运作产业管理。上海纺织工业中一支重量级民族骨干力量在时代风雨中扬起了自己的风帆。

（二）永安系郭氏产业完成公私合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上海人民的口碑

上海民族纺织工业中，生产规模仅次于荣氏家族的就是郭氏家族。郭氏家族主要有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等兄弟以及郭氏家族二代郭琳爽、郭棣活等。在创建时，郭氏与荣氏有所不同，前者由商业进入纺织制造业，后者直接创建纺织工厂。郭氏家族是上海纺织领域亦商亦工、集工贸为一体的民族纺织时代先锋，其永安纺织公司也被誉为中国近代经营管理卓有成效的大型民族棉纺织工业企业之一。(www.zuozong.com)

郭乐，广东香山人。1892年去澳大利亚悉尼谋生，赚得第一桶金以后回国创业，成为华侨实业家。1916年，郭氏兄弟以每年5万两白银的高额租金从哈同手里租得南京路浙江路口8亩15分1厘8毫（约6000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一栋6层的英式大厦——永安大厦，与同马路对面的先施公司相对。1918年9月永安百货公司正式开业，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1932年，永安公司买下紧靠浙江路的晚清建造的新新舞台，新建一栋19层流线型永安新厦，在第4层凌空架起两座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连接，东西两处人员可以从“空中通道”来往。永安公司的19层大楼是南京东路上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高楼。当年，永安公司高楼上的霓虹灯在晚间特别璀璨夺目，红色的英文字，绿色的中文字，交替隐现，是当时“远东一条街”南京路的一道靓丽风景。十里洋场的上海南京路树立“永安”标志顺应了上海纺织品牌的崛起。

郭乐

1920年，郭氏在上海开始投资于纺织工业。永安公司进入纺织领域以1922年建成投产永安纱厂为标志，以后又陆续扩建了永安二厂、三厂、四厂等。郭乐任董事长兼监督，郭顺任总经理，总投资600万元，其中包括其他华侨成员投资占19．45%，郭氏家族投资占2．50%，其余约78%的股份分散在5000多户零星小股东手里。永安纺织企业内部注重革新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因此能够赢得市场声誉，外部通过资本运作收购其他纱厂。从开业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资本扩充2倍，固定资产增加4倍，赢利累计1639万元，资本积累704万元；纺锭从3万枚扩充到25万枚，织机从510台扩充到1542台。上海“五卅”运动中，永安纺织企业坚决抵制洋货，开辟国货货源，组织并参加罢市斗争；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捐献钱物，支持抗战。上海解放初期，不少富商大亨选择离开上海，当时的经营人郭琳爽拒绝了父亲的包机，坚持留沪。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纺织系统除了生产军需物资之外，时任上海永安纺织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郭棣活（当时总经理郭顺赴美后，郭棣活主持工作），带头为抗美援朝捐款，推动同业完成捐款95亿元（旧人民币）。同时他将解放前向国外订购的价值250万美元的设备和美棉调回上海，协助上海的纺织经济发展。1956年，郭氏产业积极配合公私合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爱国之心为后人传诵。

郭琳爽

（三）上海纺织面料老字号“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的工贸联合与公私合营

近代上海的繁荣，在商业方面的反映之一就是纺织面料的多种多样与不断发展，上海的纺织面料店一直闻名全国。1912年8月，协大祥布庄首先在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挂牌开业，由清末经营洋布的巨擘之一的协祥商号店员柴宝怀、丁丕山发起。协祥的职员孙琢璋出任协大祥的经理。协祥、协大祥的本意是希望能协同做大商业规模。协大祥开业之初，实缴资本为7200两银子，经过10年经营，至1922年底，盈余已高达16．6万两银子，为原始资本的23倍。这些业绩得益于孙琢璋制定了多达166条的“店员规则”，进行严格管理，这也从侧面反映纺织面料市场的繁荣。

1923年，由于协大祥股东间的矛盾，丁丕山、柴宝怀两位创始人退出协大祥商号。1925年，丁丕山、柴宝怀合作在协大祥的隔壁和四周连开4家宝大祥绸布商号，选贤徒丁方镇任经理。宝大祥开业以后，开始经销各种丝罗绸缎、呢绒、土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纺织延伸品。除此之外，还设立成衣部、送货部、邮寄部等，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商号从单一贸易向纺织产业的加工服务业拓展并取得成功，不仅赢得国内盛誉，而且把上海的纺织产业推向了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图1　位于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的“三大祥”元老商号协大祥

图2　宝大祥当年用过的管理账本

宝大祥的成功以及上海市场的繁荣，让协大祥的孙琢璋有了再次扩充自己商业地盘的决心。随后，他在上海闹市地段金陵东路、金陵中路及西藏南路开出3家协大祥分店。1929年，孙琢璋徒弟丁大富在小东门大街的宝大祥对面新开了一家信大祥布店商号。1938年8月，丁大富又在南京东路开设一家新的信大祥布店。信大祥地处南京东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10年后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就此并驾齐驱享誉国内外商圈，三足鼎立式的商业竞争促进上海纺织面料不断优化升级。1955年，上海滩三大商业纺织资本“九九归一”，全部实现公私合营。丁方镇以个人名义拿出38000元资金来充实宝大祥资本。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而留下一段历史佳话。1956年6月，信大祥为响应国家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的号召，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