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公司的营业状况及多元经营

营业是洞察企业运行的窗口，营业收入增加则代表其经营具有良好走势。1931年4月江南公司创立，即向国民政府工商部呈报营业概算书（工商部特定注册用纸第三类第五种，见表7-1）。嗣后，江南公司陵园游览车通车后营业兴旺，1932当年营业收入22581元。后因该线乘客绝大多数是单向，另一向车辆形成空驶，很不经济；而孝陵卫一带人口稠密，往返市区却只能搭长途汽车。自1931年“中央运动场”建成后，游泳池对外开放，前往瞻仰中山陵及游泳的人与日俱增。于是，公司又将游览车的路线改为环形：从中山陵经灵谷寺至体育场、孝陵卫，沿京杭路入城，增设中央体育场、孝陵卫站。线路改进后，车辆实载率提高，营业收入增一倍以上。再至1933年，全国运动会会期十几天内，江南公司营业收入3.2万元，相当于陵园游览车全年营收的1.5倍。

表7-1 江南汽车公司营业概算书（1931年4月）

具如今日从建康路至南京车站的1路公共汽车就是南京最早的一条公交线。即1933年江南公司初营市内的1路线就与该线大部相同，共11站，全程12公里。该线起自南京商业中心夫子庙（奇望街），途经新街口、鼓楼、山西路等南京主要商贸区，至交通枢纽下关（京沪火车站）。开办当年该线营业收入为152010.83元，为江南公司各营业线路之冠，比其他5线营收总和还多，可谓“黄金路线”。斯时，江南公共汽车在夫子庙、中华门（图7-1）、下关江边、和平门等处“均为起讫点车站，停驶车辆甚多”，以运载这些地段的大幅客流。如依表7-2、7-3观之，其时第一路（夫子庙—下关车站）月收入在市区各线的营业收入中摘得桂冠，第四路（中华门—下关澄平码头）次之；第一路营收分别是第二、三路的3—8倍。

图7-1 中华路与朱雀路

图片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新南京》，南京共和书局1933年版，图片页。

表7-2 江南汽车公司市区各路日营业进款表（1934年9月）

表7-3 江南汽车公司市区各路日营业进款表（1935年1月）

至1935年，江南公司在南京市内虽只有四条路线，但因布局得当，全城主要干道均设有站点，方便职业人口上下班乘车。汽车的乘客多寡，是具有时间性的。如该公司“近来公共汽车乘客日增，尤以公务员附载往来者更多，各机关每日上班下值时间既同（每日上午8至9时，正午12时至下午1、2时及下午5至6时）故在此时间之前后一小时内，乘客尤为拥挤。京市各部院机关都设在城南（中山路等处）、山西路以南一带，在上列之时间与地段内以及游艺场所之客散时间，沿途各站密集乘客待车超逾其他时间数倍以上。公司为适应此特殊情况之需要，施行各种调派车辆方法以救济。（如加驶第6路以疏散城南乘客，即1路4路在山西路折回以增加车辆用度）但于车内拥挤杂沓之事实，有时仍未能完全解决”。从而，在上述时间内，职业人口上班多、需车多，过此时间就稀松，如固定派车就不能适应要求。所以，公司对于每一路线车辆，虽派有一定数目，但不一定自始至终开驶。繁忙时则车辆全部出动，至人数渐少时，则有节奏地抽调一部分，停放在起终点附近的冷僻马路上，等乘客又将密集时，再逐步补充加入行驶。或起终点站在车上挂“进厂”牌，带客至山西路后，开到北京路、颐和路一带停放，到快下班时陆续出动。南北行的数量根据经验比例搭配，当乘客密集在站上时，前、后车陆续开到，不致久等。

另，仅1935年11月间南京就有1.6万余人出入各种商业场所。江南公司市区第一、四路汽车，途经的场所即有首都大戏院、大世界美化戏院、明星大戏院、京华大戏院、民业公司京剧场、国民大戏院、世界大戏院、南京大戏院、下关京都大戏院9座之多。如该公司在各大影院散场时，就把进厂车停在戏院附近运送大批乘客。每逢黄浦路励志社举行球赛结束或新街口戏院散场，该公司均备有足量的散场车，在短时间内，即把全场观众疏松完毕。即每天戏院散场时，公司在夜间进厂车中抽调一部分，停在夫子庙站旁姚家巷路上，散场时即分路途远近送客。如一部分到鼓楼或玄武门，一部分到山西路，少数至下关，也有经中华路的。这样既争取乘客，又可免空车进厂的损失。至每逢重大节日、人潮如流时，所有在厂的中小修车辆都预作安排，须在节前修好，节日全部出动。平日行驶公共汽车约占七成左右，至星期日则增至八成，节日就95%车辆出动。

可以概见，该公司“承办京市公共汽车”，与工务局订约专营10年，自1933年始至1937年撤退止，“市区营业实际仅四年，尚有六年未满”，但“市区营业蒸蒸日上”。譬如其市区公共汽车1933年11月（20—30日）收入8634.59元，12月为24510.49元；至1937年4月收入达14万余元。（见表7-4）即其市区营业收入由1934年的月均2.74万元升至1937年的11.72万元。该公司市区经营不满4年，但月收入已增幅颇巨。由见，江南公司市区公共汽车的营收日臻飞跃，亦导致其规模持续扩张。

表7-4 江南公司市区公共汽车营收表（1934年1月至1937年4月）

再如长途方面，1935年江南公司京湖路开业后，来往京湖间客商络绎不绝，营业蒸蒸日上，头一年的营业收入就达7.2万多元。且据表7-5见，该公司京杭路1936年营业收入已为苏浙皖三省公路运输企业之冠。简言之，抗战前江南公司“自成立以来瞬届六载。在此期间惨淡经营，荷承政府爱护各界指助，所有业务得以逐有进展，与日俱增”。如其1932年营业收入为219204元，1933年为729578元。仅一年间，营收就增2.3倍强。而其开业首天营业额仅120元，自1933年每日在一千六七百间，至战前每日达五六千元。可见，其日营业额日增长。即战前该公司营业丰裕，每年盈利较前均有大幅增长，此情亦由企业利润分析（下节）中可见。

另，江南公司除经营市区及长途外，还经营副业。如杭州“莫干山避暑之便利”，“为京沪人士夏季避暑胜地，盖以其地风景幽美，交通便利，（江南）公司于战前曾在该山置有房屋，开设绿荫旅馆，供夏季来山避暑人士居住，营业尚属不恶”。抗战时期，该公司抵达贵州省后还投资西南垦殖公司。如总经理吴琢之，“适驻黔办理滇缅军运事宜……且吴公本为实业巨子，对于农林生产事业，素极重视。黔省正是有利于农业投资之环境，惟此间地瘠民贫，集资不易，欲筹生产资金，势非外求不可。君与江南交通事业，极为成功，曷将目标转向农林，俾与交通齐头并进”。吴向刘厚（西南垦殖公司负责人）言：“可惜本公司董事长张公静江，现不在贵州，彼如得觇此间极利开发之环境，必乐于资助”。刘说：“张公为我国建设大家，彼于江南建设，可称‘开山祖师’”，由此请吴将其计划函张指示。约半月后，吴得张函赞成其议，“嘱吴在江南汽车公司范围内，尽量拨款支援，视西南为江南相关事业，积极协助，俾早观厥成。此张静江为西南垦殖公司原始赞助之第一人也”。1939年4月，刘厚、技师潘世政与江南公司所派的包会计员，在琊珑坝公路旁边租房两间，暂做西南垦殖公司办公地点应付一切。5月上旬，公司蛮子洞农场房屋建成，公司人等进住新宅，此时适值长沙大捷后，国军掳获日本三八式步枪甚多，公司以垦区防卫需要，呈请发给30支备用。军政部特予批准，交由江南汽车公司代为运到，公司立即组成自卫队伍，背负日本快枪，威名远播。西南公司资金定为法币30万元，分为3000股，每股100元，分三期收清。该公司依照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设董事11人，组织董事会，并即席推选吴琢之、饶竞群、程学枢、陈华霖（4人均为江南公司董事）、刘厚、何辑五、彭湖、刘廷蔚、贺敬弟、皮作琼、易廷铿11人为董事，并公推吴琢之为董事长，刘厚为总经理，呈请农林部备案，完成公司法定手续。抗战胜利后，江南汽车公司的会计于欣木仍然派驻在西南公司帮忙财务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www.zuozong.com)

抗战胜利后，商营的江南公司与官办的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展开竞争。江南公司的市区专营权虽未完全恢复，但开辟市区5条路线，恢复了市区主要线路的营运。由于基本恢复战前运输业务，江南复员后的头半年，营收达27.44亿元，获净利3.36亿元，折合当时汽油116万多升。至1947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与各路行驶车辆数成正比例，市区最多，南京线区（所辖京湖路、京溧路、京宜路）次之，无锡线区（所辖锡宜路）最少”。

然，斯时江南公司营业收入是中央银行纸币，油料轮胎却受外国控制，要按美金计算。币值惨跌，购买力越来越低，只得竭力紧缩。事实上，公用事业单位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之时，纷纷向市政府请求补贴。1947年3—6月，南京市政府共向各公用事业单位发放补贴金60亿元。从表中7-6可见，江南公司和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得到的补贴最多，占总金额的一半强，但即使有数量巨大的补贴金，公共汽车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据统计，江南公司1946年8—10月分别亏损22835232元、29019861元、18210695元。

表7-6 南京市公用事业贴补数额分配（1947年）

自1948年12月以来，南京市公共汽车业亏累不堪，收入多入不敷出，依赖贷款已无力维持。虽然市政府为挽救公共汽车业，集合各公用事业单位会商拟定几项维持办法如：（一）政府接管：江南汽车公司与首都公共汽车公司合并，由公路总局接办以简化机构、节缩支出。（二）整顿收入：（1）自动调整价格：各公用事业价格若遇外汇、燃料及生活指数有波动影响成本增减20%时，由各公用事业机构按法定公式，随时自行调整公布价格并送计算书呈市政府备案；（2）加强收费：水电当月收费增加70%、京市铁路票价增加50%、公共汽车票价可随成本酌情增加，无标准定额。（三）筹储燃料原料：在时局艰难之时，燃料原料来源短缺、运输拥挤，应事先筹备以免公用事业中断，市政府于1949年1月间为江南汽车公司和首都公共汽车公司筹备3个月的汽油各5万加仑。（四）紧缩开支：各公用事业机构庞大，员工待遇厚，现在各公司业务减少，经济面临绝境之时，须改革以紧缩开支：各公用事业单位缩小简化机构；参酌公司收入合理调整降低员工待遇；配合非常时期业务裁减员工。

继至1949年3月6日，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函致吴稚晖等，请其转致函财政部部长徐堪早日批准1.5亿元贷款与江南汽车公司：“稚晖、石曾先生启道，江南公司自复员以后，艰难复业，因物价飞涨，而票价受限制，以及无票乘车者过多种种原因，致收支不能平衡，经济常陷于困窘之境。上年政府实施限价政策，积亏尤钜，以致无法维持。前拟以半捐半卖性质，请政府接收，曾分向各董监请示，佥以在此时局严重之时，公用事业维持确极困难，今既处于万不得已之境，亦惟有出此一途。晚秉承此意，即经分向政府机关接洽，但因大局关系，未得要领。春节前后，因公司经济奇窘，员工薪金及年终奖金无法发给，业务曾陷于停顿。嗣蒙政府贷款，勉渡难关。但因念及即使复业，而收入不敷支出，仍属无法维持，乃于前月卅日召集全体员工大会，议决组织员工应变委员会，以营业收入除去汽油等必需消耗外，有余各员工按薪额分摊，此项办法本为希冀一面保全事业基础，一面维持员工生活，方谓可以苟安一时”。不料汽油价格连续猛涨，自每加仑187元涨至2690元，行车成本增加十数倍，而营业方面“因时局关系，市面萧条，乘客减少，收入绝无增加可能。每天票款收入不及消耗汽油价之一半，故根本无法维持。而千余员工之工薪工资仍须负担，不得已向市政府提出二项办法，即请求由市政府召集参议会、银行团及工人会等，组织江南汽车公司维持会，以资维持。如办不到，即将市区部分车辆设备机器材料以及员工一并无条件交市府接收。嗣经市政府召集有关方面商讨，佥以营业前途在日前时局之下，既毫无好转可能，而千余员工之负担或维持或遣散皆须大量资金。而银行团对之既无兴趣，市府亦无此大批款项，故二点办法皆不克实施。复经与市府及有关各方商筹，皆感无计可施，最后经市府方面指示，惟有逐步紧缩，先行裁减半数员工约五百人，以轻负担。所需遣散费由市府转请借贷，同时由市府转请政府贷给汽油款，以资维持。晚实逼处此，惟有遵照办理”。市区公共汽车已于本年2月18日因无法维持而停驶，欠发员工薪金及待发遣散费共需1.5亿元，已请求市府借贷。“此项公文已由行政院转财部核办，尚未奉批。而公司方面急如星火，盖员工以薪工无着，生活即将断绝，情绪异常激动，过去已有超越常轨之行动，幸勉为应付未肇意外。此次如再薪工无着且无解决办法，情势必更严重，甚至演出不幸后果，实非过虑。晚受股东及董监诸公之付托，鞠躬尽瘁，不仅不顾危难即牺牲亦不敢惜，但牺牲于事无补，而委曲求全希冀保持之事业基础，亦将无以保全。现在最大关键即在上述之贷款一亿五千万元，如能早日获得，此事即可解决。如被拖延，则预料之危险必不可免，事机急迫万分，不得不恳求先生迅赐函请徐财部长堪（字可亭）俯念公司过去对国家薄有贡献，抗战时曾以汽车二百零一辆应政府征用，迄今未曾偿还。在此公司危急时期特予援助，如数批准照贷以济公司燃眉之急。因此案如照普通手续经过贴放委员会审核，则批准之希望甚微且缓不济急，即使贷到已于事无补。晚至万不得已时，惟有自投治安机关请求保护，届时公司之资产设备均将不堪设想矣。迫切上陈，毋任待命之至”。公司资产以时值计约20亿元以上，不仅足以抵偿贷款，且俟此次风波平息后，“仍可为复兴基础，此则可以上慰二公者也。如蒙允可致函徐部长则请寄至公司（南京中央路五九九号江南汽车公司），由晚持函亲去面交，较为迅妥”。

同年3月28日，吴琢之再函致吴稚晖，请函行政院何应钦院长建议以江南公司车辆贡献政府，员工亦随同服务：“稚晖先生启道，前上廿日函关于公司所遭困难情形，谅蒙洞察，承致函徐部长商请贷款。但该函到时，贷款案已遭中央银行贴放委员会否决，势难挽回。同时因生活指数跳涨，欠工薪及遣散费数愈累愈钜。前函请求之数，已不足解决，故将先生之函保存未投”。嗣经向中央信托局设法贷到5千万元，但因扣除其他银行零星欠款后，只余3千万元。每一员工只能暂发3万元，夫役暂发2万元，即已告罄。“而欠薪未清如故，且因日期拖延，所欠底数更钜，而遣散费未发，又不能止薪，似此愈累愈重，实属危险万分。员工因生计断绝，终日在公司吵闹，晚无法应付，痛苦异常。现虽以最低价格标卖车辆，但仍少受主。晚焦思苦虑认为，最好解决办法，莫如政府接收。盖车辆设备均为国家物力，交通事业亦为政府应维持，由政府接办之后，员工可不致失业，减少社会严重问题”。此项办法，前曾与交通部俞大维部长接洽，原则上已获同意。嗣因时局关系，且俞部长旋即辞职，致无结果。“刻闻政府需要车辆将实施征用，若公司以公司全部车辆贡献政府，员工亦随同服务。既应政府之需，公司亦获解决，实为一举两得之计”。由此，拟请吴稚晖致函何院长，“建议由晚持函趋洽，兹谨将公司情形随缮节略一份附呈，敬祁鉴核，迅赐作函掷下，以解晚燃眉之急，不胜感祷。去函中能将公司对政府过去贡献汽车二百余辆迄未偿还一节提及，俾得引起同情，并恳其批交交通部接办，较为切实，庶可早日解决”。但因国民政府此时已临近崩溃的边缘，因而公司的贷款和维持等计划最终搁浅。

自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苦撑局面，公司在国外4.8万美元存于张静江处。车辆绝大多数已损坏，缺乏材料不能行驶，欠职工工资1.8万（银）元。流动资金已无分文，职工生活无着。吴氏在给公司副经理程学枢的信中曾言：“1949年3、4两月，公司紊乱困难达于顶点，前途希望降至零度。解放之始，困难愈增，厂内物料封锁，员工生活备艰，尤其无谓谣诼，无稽恐怖甚于杯弓蛇影……”4月27日，吴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告中再称：“过去因受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及迫害，致公司经济处于山穷水尽地步，因而解放后，本市其他工商业均已欣庆昭苏，而公司经济枯竭，油料用罄，职工700余人欠薪未发，嗷嗷待哺，急迫万分，而车辆均缺胎缺料，必须整修方可使用。服务有心，复业无力，工作停顿，生机断绝……”但因为当时该公司资产性质未定，人民政府不能接管。考虑到当时职工们的生活困境，人民政府即采取临时性补救办法，发给职工们生活救济金（发放大米），工人们拿到救济金后，纷纷表示要整修好车辆，尽快恢复全市公共交通。

南京刚解放时实行军事管制，当时城市的各项生产尚待恢复。而此时江南公司资方代理人吴琢之，由于该公司在解放前已陷困境，董事长远在海外，各董监成员又避走香港、台湾，1949年5月吴氏致函南京市军管会，提出三项意见：（1）要求政府接管，派员负责继续办理；（2）准许变产财产，解散员工；（3）如果以上两项不同意，即请贷款复业，并要军管会贷款4126.6万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为10000∶1，下同）以解决公司的困难。市人民政府未立即答复公司所提要求，但虑及公共交通对恢复城市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作用，决定必须尽快将其恢复。为此，政府除继续对公司职工发放生活救济金外，又对该公司做出三项决定：一是在公司资产性质未确定前，不能接管。二是变卖公司财产与解散员工，这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不合，故政府不能同意。三是政府同意给该公司贷款，扶持其复业但须拟具复业计划呈核。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先后解放，南京与以上各地的交通亟待加强，江南公司如能复业，不仅有利于恢复城市生产和方便人民生活，且公司职工的生活也可得以解决。南京市人民政府将上述决定通知公司后，又由军管会公用事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南京办事处派员组成工作组至江南公司指导复业。随即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公司总经理在会上介绍了公司拟定的复业计划，并传达军管会的指示，不主张裁员，希望迅速复业；政府把江南公司看作私人资本企业，将协助公司解决困难。会议得出三点结论性意见：一是以不裁员为原则；二是车辆整修越多越好；三是职工待遇问题要量入而出。公司的组织机构先维持原状，职工待遇要按技术标准来分等级，不搞平均主义。汽油材料由公司自己设法解决，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提供贷款1300余元，作为公司复业资金。

至1949年5月31日，江南公司筹备复业，召开有14名职工代表参加的筹备复业会议，南京市军管会公用事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南京办事处代表也参加会议，会议由劳资双方共同讨论研究复业问题，并决定从6月2日开始复工，整修车辆。职工们夜以继日地苦干，在三天内修好20辆客车。6月4日，公司举行复工庆祝大会，当晚又举行文艺晚会，由职工自编自演了一部三幕话剧《天明前后》。5日，江南公司正式复业。这一天恢复行驶的线路有：由建康路至下关火车站的1路公共汽车；由汉中路至孝陵卫的东郊车；由建康路至螺丝桥的西郊车；还有一条由淮海路至湖熟镇的长途汽车。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人民银行贷款扶助，江南汽车公司今复业》为标题，报道该公司复业的消息。从而，江南公共的汽车终于又在南京市郊区的公路上畅通行驶。

与此同时，南京市军管会扶持私营江南公司复业，并帮助原江南公司遣散职工，组织汽车合作社。但公司复业后，由于所需的汽油、轮胎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来源紧张、价格昂贵，仅汽油耗费一项即占营业收入的80%，加之公司内部机构过于庞大、人浮于事、入不敷出，职工薪金无法解决。1949年7月21日，市军管会正式确认江南公司为“民营企业”后，公司以质押贷款的方式向交通银行又借款1000元，除以400元购买汽油外，其余600元用作补发职工部分欠薪。8月10日，吴琢之又向政府提交一份整理公司计划草案，其要点如下：（1）有计划地整修停驶车辆，使营业车辆从目前的20辆，增加到50辆，营业收入可增加1.5倍。（2）整修柴油车10余辆投入运营，以节约成本，防止汽油来源断绝。（3）暂时对职工的工薪实行区别发放，即对实际参加工作者的工薪，按营业收入与支配比例按期发给；对暂无工作者的工薪，则按有实际工作者所得标准发给半数，以维持基本生活。使公司的收支逐步达到平衡。（4）暂时减低工薪，按分等折实办法计发，即1石（即120市斤）米以内不减，1石米以上八折计发，2石米以上六折计发，3石米以上四折计发，4石米以上二折计发，工薪越高折减越多。公司对职工的欠薪，待收支有余后再行清偿。该草案最后还请求政府成立一个由工商局、市总工会参加的整理委员会，并建议对暂无工作的职工，设立短期训练班。是年9月，市军管会派军代表继续帮助江南公司组织生产，同时政府继续给予贷款，至11月共贷款1亿多元。但是贷款还不能完全解决公司的经济困难，职工们自动提出按原工资实行二、四、六、八折，按工资高低定折扣数领取工资，并主动放弃过去的一些福利津贴，力求企业能保本自给。

斯时，南京公共汽车业共有三家经营：市营南京公共汽车公司、私营江南公司、原江南公司分车遣散的职工组成的汽车合作社。至1949年11月，江南公司又因器材来源困难、价格高而无法维持，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暂行代管。由市军管会派军代表王枫挺兼任公司副经理，吴琢之仍保留经理职务，组织职工生产自救。此前，市人民政府派员对公司资产性质进行调查，发现公司资产中除52%的“官僚资本”外，还有将近半数的私股成分，要实行军事管制当属不妥，决定由政府暂行代管。代管后，市政府不断贷款扶持江南公司营业。1949年6月24日至1950年1月18日，5次贷款共达5.4亿多元（旧人民币）。上述情事诚如该公司档案载，“虽有人以为，公司系官僚资本，甚或系豪门资本，在公司立场，固毋庸自辩。在解放军主管部门公正之观察下，自必有真理之判断。惟公司竞以发展交通，服务人民为宗旨，现在规模尚具设备尚全，今后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之下，必能发挥更大效果为人民服务，此固公司股东暨职工所切望者也”。

江南公司被代管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即发布一项公告，当时提出的经营方针是：“精打细算，降低成本达到保本自给”，并以此教育职工认清前途，努力克服困难。主要抓了四项工作：一是继续补助救济，发放救济粮，以安定人心；二是发动职工生产自救，当时提出要争取在半年内生产自救的口号；三是精简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四是建立工会、党组织。虽然1949年仍亏损91825元，但克服许多困难，树立起信心。是年年底，江南公司营业车辆由复业初的25辆，增加到62辆，市郊区路线有4条，全长44公里。由此，在人民政府和军代表的帮助下，在职工们的共同努力下，该公司业务逐渐恢复进而好转，直至成为公私合营的规模化的交通运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