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揭秘：制造分离主义者

俄罗斯：分离主义制造者

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扶持“独立国家”的同时，其自身也一直为国内的分离主义所困扰。普京使用强硬手段打击国内外“敌人”之时，也把民族仇恨和极端主义播撒到俄罗斯联邦的大地上。

记者／赵新宇

2008年8月9日，俄格战争期间，俄罗斯北奥塞梯Dzuarikau地区的民众将食品和香烟扔给开着坦克准备进驻南奥塞梯冲突区的俄罗斯士兵。

在俄罗斯实际据有克里米亚后，乌克兰西南部的小国摩尔多瓦也承受着难以名状的苦痛。据俄罗斯商业媒体Vedomosti 3月18日报道，其下属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下称德涅斯特河沿岸）议员已经向俄罗斯国家杜马提出请求，希望俄方修改相关法案，允许其追随克里米亚的脚步加入俄罗斯联邦。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又为俄总统普京提供了一个向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政府施压的武器，同时也能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南部所有地区提供跳板，俄罗斯的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与黑海的联系并削弱其经济。

克里米亚的骤变让全世界唏嘘不已，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只能算故伎重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制造”了三个不为西方世界承认的“独立国家”——除了德涅斯特河沿岸，还有原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但讽刺的是，穷尽所有手段打造强权政治的俄罗斯，也一直为其国内的分离主义所困扰。

俄格战争成分离主义标本

2008年8月8日，当全世界聚焦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俄罗斯军队进驻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自治州，并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战后，格鲁吉亚政府彻底失去对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权。

俄方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南奥塞梯的俄罗斯公民和驻扎在当地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单看事件梗概，率先发动军事行动的是格鲁吉亚，他们于8月7日下午进攻南奥塞梯，并于当晚11时45分炮击首府茨欣瓦利。

起先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并没有指责俄方，只是声称回击炮轰格鲁吉亚村庄的南奥塞梯，并表示要恢复当地的“宪法秩序”，待事态升级后他才改口说，进军是因为“得到了俄军入侵的情报”。南奥塞梯方面则感谢俄军将他们从“种族灭绝”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俄格五日战争后，以瑞士外交官为首的独立国际调查团得出的调查报告对三方都做出指责。报告认为，挑起战争的是格鲁吉亚对茨欣瓦利的炮击行为，这次炮击是南奥塞梯武装与格军之间一系列挑衅的高潮（当时战争的导火索是两名格鲁吉亚维和军人被杀）；对此俄罗斯有权干预，但俄方把战火延伸到南奥塞梯以外的非争议地区，超出了防御的合理范围；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格方有种族灭绝南奥塞梯的企图，反而南奥塞梯民兵对格鲁吉亚人有种族杀戮行为，俄军未能阻止他们。

这份调查报告虽然不会让牵涉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所接受，但它准确描述了此次短暂战争的来龙去脉，也描绘出原苏联地区持续20年的分离与反分离生态——在这些斗争中，民族主义阵营长期唱主角戏，所谓的正当性与人道主义常常被忽略。

俄扶持的境外分离主义

俄格战争让格鲁吉亚的两个地区取得了事实独立地位，一个是以奥塞梯人为主的南奥塞梯，另一个是以阿布哈兹人为主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苏联时期，这两个地区的主要民族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格当局的政策歧视，如在基础教育中，本民族语言被格鲁吉亚语取代；一些习惯地名被更换；最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格鲁吉亚人对这两个地区的长期移民。

上世纪50-70年代，阿布哈兹的民族精英曾三次上书苏联领导人，请求脱离格鲁吉亚，改划为苏共管辖。80年代，随着苏联的高压政策发生松动，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也开始活跃起来。1989年，这两个地区的民族矛盾终于升级到正面对抗，并造成流血冲突。

1990年9月2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宣布成立忠于苏联的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同年12月，格鲁吉亚最高人民委员会宣布该共和国为非法，并决定取消其自治州地位，同时宣布在茨欣瓦利市等地实行紧急状态。次年1月6日，格鲁吉亚军队进入南奥塞梯，当地居民开始向外逃亡，大部分逃向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1991年两个民族的民兵都向对方民族使用了暴力，造成约1000人死亡。

1992年6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在索契达成停火协议。7月，由俄罗斯、南奥赛梯、格鲁吉亚三方组成的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地区。不过，格鲁吉亚政府真正控制的只有南奥塞梯的一小部分，其余地区处于“不统、不独、不战”状态，维持长达十年的和平。

阿布哈兹的冲突较南奥塞梯更为激烈。1992年7月，阿最高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取消1978年所通过的自治共和国宪法，废除其当初并入格鲁吉亚的法律依据。紧接着，这个“独立”的共和国立即开始在强力机关、要害部门清除格鲁吉亚人。8月14日，格鲁吉亚政府决定行使主权，出兵平定分离运动。

1992年9日1日，莫斯科总统大酒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中）邀请阿布哈兹最高委员会议长阿尔津巴（左）和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赴俄举行和平会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事后这项协议并未得到遵守，格阿双方冲突持续增多。

阿布哈兹方面一开始处于弱势，但他们很快得到了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和车臣的民间武装援助，这其中还有后来制造数起恐怖袭击事件、被视为车臣恐怖分子头目的沙米尔·巴萨耶夫。在双方的战斗中，格政府军最终溃不成军，不但无法收复对阿布哈兹的主权，连格鲁吉亚人遭到的屠杀也无法阻止。

1993年12月，在俄方努力下，格阿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停火的备忘录，局势才趋向缓和。次年5月，3000名俄罗斯军人以独联体维和部队的名义进驻阿布哈兹；9月，在叶利钦主持下，双方在索契就长期停火达成协议。从此，阿布哈兹地区也处于与南奥塞梯相似的状态。由于战局不利，格鲁吉亚政府在这里所控制的区域比南奥塞梯更少。

摩尔多瓦：民族主义角斗场

1990年独立至今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在分离时掌控着摩尔多瓦40%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90%的电力，尽管其人口仅占摩尔多瓦的17%。走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街道上，甚至能看到醒目的标语：“记住！你不是摩尔多瓦人。”本来就经济滞后的摩尔多瓦，在经受国土分裂对工业发展造成的致命冲击后，还得按时向境内另一块自治领土加告兹拨款，换取其不寻求独立的条约。

观察上述两个剧变时分离之地的国旗，会发现均有着浓重的附庸色彩：摩尔多瓦国旗是在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上加上了本国国徽，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国旗干脆是在苏联国旗的腰部添上了一条绿。国旗的样式反映出这块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延续已久的民族认同之争——大罗马尼亚主义与苏联认同的对抗。

摩尔多瓦曾作为一个臣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自治公国近300年，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俄罗斯的扩张破坏了这种局面，在此建立了一个相对帝国自治的属地比萨拉比亚。俄国爆发革命后，无力保持独立的摩尔多瓦人在1918年11月15日投票决定加入罗马尼亚王国，依靠认同罗马尼亚来抵挡强大的苏联。这种做法一度奏效，保证了摩尔多瓦20年的安稳，甚至让他们看到持续下去的美好愿景：1934年，苏联和罗马尼亚承诺保证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纸秘密协议撕碎了摩尔多瓦人的未来。协议的第三条强调了“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纳粹德国则宣布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二战爆发后，苏联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占领这一地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流放、饥馑也在这一时期重重摧残了摩尔多瓦人。

摩尔多瓦人往往认为，他们是被这个见不得光的协议非法并入苏联的。原有的民族意识难以消除，以至于1985年开始复苏的民族主义运动仍将未来与罗马尼亚的统一作为他们的强力主张。他们忽略的现实，是其民族结构早已面目全非：尽管二战前讲罗马尼亚语的人口超过八成，但40多年后只有64%的人口还算得上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人，另有100多万人是从原苏联地区（主要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移民而来。

1990年春，民族主义政党人民阵线赢得了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后，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居民加快了与摩尔多瓦分离的步伐。同年9月，他们宣布成立自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德涅斯特河沿岸与摩尔多瓦的有限冲突全面爆发。苏联解体后双方冲突升级，直到1992年3月，原苏联第14近卫军介入冲突，向摩尔多瓦军队开火。此后，自知无力改变局面的摩尔多瓦当局与德涅斯特河沿岸方面达成停火协议。从此，德涅斯特河沿岸就在一支数千人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庇护下保持事实独立至今。

尽管摩尔多瓦的现状是苏联吞并的一个结果，也尽管出现了多次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结果，但德涅斯特河沿岸居民并没有那么强的俄国认同。目前摩尔多瓦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中各占约三成，在2004年“橙色革命”中，该地区超过90%的乌克兰人都支持尤先科。

普京对外心境的转变

尽管常被指责为偏袒乃至帮助分离主义势力，俄罗斯的策略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对于叶利钦和第一任期的普京而言，更希望的是对独联体国家施加持续影响力。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松里公孝曾比喻称，这两位俄罗斯总统曾试图“把沃罗宁（摩尔多瓦总统）放在右边口袋, 把斯米尔诺夫（德左总统）放在左边口袋，力求平衡与两边的关系，使他们都不疏远自己”。

让普京转为热衷蛮横用兵，来自于21世纪发生的两次变局：一是颜色革命后的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倒向西方；二是科索沃的独立打破了苏联、南斯拉夫解体时默认的“只有前加盟共和国才能成为合法的独立国家”理念。其间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南奥塞梯，这也被认为是普京对全面亲美的萨卡什维利的一种报复。在俄格战争与克里米亚公投后都拿科索沃质问西方“双重标准”的外交宣传，也显示了俄罗斯对科索沃独立至今不能平息的恼怒。

在普京就克里米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后，俄罗斯《导报》3月21日发表文章称，普京有关克里米亚问题的讲话更像是自白或是高水平的心理分析独白，世界政治史上未曾有过。

“俄罗斯真诚地希望与西方同行对话。我们经常建议在一切关键问题上合作，提高信任水平，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坦率和真诚的。但我们没有看到回应。相反，我们一次次地受骗，背着我们通过决议，把既成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普京的自白中，这些话语表达了他内心的屈辱。

1991年11月29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启用新国旗，民众表示庆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以条约形式和平划分利益和权限范围。

14年前，普京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2000年3月，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俄罗斯可以成为北约的平等成员，条件是“俄罗斯的利益能够得到考虑，能够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但当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2年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个国家收入北约时，他把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布莱尔在其回忆录中说，“普京得出结论，美国人不想给他应有的地位”。普京2007年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也坦言，“美国不需要朋友。我们感到，美国需要的是能够受摆布的附庸……”

不过，普京对苏联的看法十年来没有改变，2005年他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是俄罗斯人民的最大悲剧”。最近他重复了这种提法，称“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被分裂的民族，而克里米亚的俄语居民就像‘一袋土豆’被出卖”。(www.zuozong.com)

俄国自身的分离主义困扰

苏联解体后在众多独联体国家出现的分离主义危机，也同样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随着境内恐怖主义活动的不断增多，分离主义的噩梦让俄罗斯人苦不堪言。

俄罗斯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数车臣和鞑靼斯坦两个自治共和国走得最远。1991年11月2日，刚刚当选车臣总统的杜达耶夫签署一号命令，宣布车臣为“主权国家”，并于次年通过自己的宪法；鞑靼斯坦于同年3月举行关于“国家地位”的全民公决，鞑靼斯坦议会于11月6日通过宪法，宣称其是“主权国家”、“国际法主体”和“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俄罗斯联系国”。当其他联邦主体于1992年3月31日签署俄联邦条约后，这两个共和国却成为例外。

由于苏东剧变而出现的分离诉求有如链式反应，隶属俄联邦的诸多自治共和国受到刺激，哪怕并不谋求独立，也纷纷期望扩大特权。一些自治共和国在制定本国新宪法草案时，也往往无视联邦宪法，为自己保留自由退出俄联邦的权利。边疆区和州等联邦主体，也积极效仿自治共和国，争取在经济上实现单干或区域联合，不愿向中央纳税，有的干脆自行升格为俄联邦境内的共和国。

这些地方分离倾向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包括鞑靼斯坦也并没有坚定脱离联邦的意图。在中央政权积弱的90年代，叶利钦主要使用怀柔手段对付它们，比如与鞑靼斯坦、巴什科尔特斯坦等共和国签订协议，承诺它们在所有制、财政、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殊权利，换取这些地区对俄联邦的忠诚；对于图瓦等较为贫穷偏远的联邦主体，则主要许诺财政补贴及基础建设来换取对方信任。

普京上台后不久，地方力量利用国家杜马干涉中央权力的局面被一个意外变化迅速扭转：随着“祖国-全俄罗斯”等中间党派在预选中落后于受克里姆林宫庇护的统一党，见风使舵的地方精英纷纷转投统一党，最终令其在2001年吞并“祖国-全俄罗斯”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除了削弱中央权力的竞争，这一变化给普京带来的最大利好莫过于让地方精英逐步丧失维持地区同盟的必要资源，为普京后来轻易地对地方势力分而治之奠定了基础。

2000年5月，普京连续颁布两个总统令，在俄罗斯境内成立七个联邦区，将89个联邦主体全部划归其中，从而降低地方联邦主体的行政级别；而管理这七个联邦区的区内事务的全权代表，则由总统亲自委任。

紧接着，普京又利用在国家杜马联合共产党得到的优势，通过一系列法案：包括将联邦委员会成员从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兼任，改为由各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授权总统将违反联邦宪法或有关法律的地方法规提交相关法院审理，并授予国家杜马解散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地方立法机关的权力；剥夺地方行政长官的刑事豁免权，并授权总统可按规定程序解除行政长官的职务等。

在经济方面，普京首先实现财政收入的集权，明显提高联邦税的数量和比重，使地方预算有赖于中央划拨。此外，他还积极在地区推动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扶持与中央关系密切的金融工业集团在地方扩张，削弱地方政府对其所辖区域主要经济资产的控制。

经过2000年的联邦制改革，俄地方精英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和威胁几乎消失。2004年9月，别斯兰市发生的人质事件更为普京新的整肃行为提供了契机。这次事件后，他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取消直接选举，代之以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此次改革重挫地方精英的利益，但由于有之前的改革做铺垫，他们已无力抵抗如日中天的普京。

1993年10月1日，时任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总统、车臣独立运动领袖卡尔·杜达耶夫与支持他的选民合影。俄罗斯当局于次年12月出兵车臣，但是车臣武装一直拒绝放下武器，致使这场内战持续了20个月之久，杜达耶夫在战争中被打死。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遗产

独联体国家层出不穷的分离主义，无论是否发生在俄罗斯境内，都被普遍视为苏联乃至更早的帝俄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19世纪之前，扩张成殖民帝国的俄罗斯早就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被吞并的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地区，帝俄也曾给予过一定特权，容许它们内部自治。但这种宽容往往难以持续，尤其是距莫斯科越近的民族，其自治权利被废除得越快。乌克兰曾被当做帝俄的一个省份，地名和民族名都被废除，当地人更被改称为“小俄罗斯族”。

帝俄的沙文主义在文化、宗教方面暴露得更为彻底。它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语言，后来稍有放松，却仍禁止将这些语言以拉丁字母印刷。天主教是帝俄压制的主要对象，当时神学院和天主教堂均被禁止，天主教贵族要缴纳额外税金，天主教农民持有的土地量也受到限制。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帝俄开始检讨其民族政策，开放部分政治权利给少数民族。不过，在还未能做出彻底改变时它就被革命推翻，接替的苏俄政权在民族理念上来了个大转弯——开始鼓吹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乃至民族自决。列宁时期的苏俄不但招收非俄罗斯民族到其领导岗位，还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在行政机构、法院、学校和大众媒体中使用。

然而，苏联作为一个在法律上松散的联邦制国家，改变民族政策对列宁而言只是革命形势困难时的权宜之计。接下来的斯大林背离联邦制原则，在政治上打造高度集中的统一体制，应被视为完成了列宁集权设想的过渡。

相比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观念更偏向沙文主义。他在1913年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缔造出苏式民族定义，并在1923年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确定为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更大的威胁。上世纪30年代，大量与此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人士遭到清洗，如乌克兰的民间吟游歌手群体“科布扎尔”。语言教育也在此时重新被“俄罗斯化”。1938年，俄语成为苏联学校的必修课；1939年，此前使用拉丁字母表示的少数民族语言又被改回使用西里尔字母（即斯拉夫字母）。

二战后，斯大林对俄罗斯族的推崇变本加厉。当1945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来临，斯大林表示“首先向俄罗斯人敬酒”，因为“他们是卫国战争的领导力量”。至于那些被怀疑与德国侵略者合作的民族，如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卡累利阿的芬兰人等，被大量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这些粗暴政策，以及由帝俄时期延续而来的俄罗斯族移民运动，极大改变了苏联境内不同地区的民族成分，也在这些地方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对民族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如为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及其干部平反，让被强制流放的一些少数民族重返家园。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未被检讨。因此，当俄罗斯人在80年代末带头挑战苏联中央权威、索取其国家主权时，苏联各地民族仇恨与分离主义接连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普京药方的副作用

由于苏联民族和领土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列宁曾在其1914年的文章《再论“民族主义”》中，表达出对欧美国家联邦制度的羡慕，并开始思考特殊条件下联邦制的合理性问题。苏联也曾推行各种不同层级的区域民族自治，无奈的是，这样的自治与其作为高度集权的大国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反而只会持续制造不可小觑的矛盾。

苏联时期的对策是用高压管理将这些矛盾压到地下，但矛盾仿佛涌动的岩浆，一旦压力减弱，就会迸发出来。解体初期的分离浪潮与民族暴力便是苏联政策的恶果。普京无意将岩浆冷却，他针对分离问题开出的药方无非是苏联政策的翻版：以集权化改革压制地方分离倾向。他的改革也弱化了俄罗斯原本脆弱的民主政治，两次车臣战争即是俄罗斯政治反对力量式微最鲜明的写照。

1994年12月，叶利钦发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受到从军方到民间的诸多反对，陆军副司令员沃罗比约夫将军不惜以辞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调动军队攻击本国人民是一种犯罪。其后，俄军在强攻车臣城市时遭受的重大伤亡以及他们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被俄国内舆论口诛笔伐。选择战争的叶利钦，也被视为派遣年轻士兵送死并让他们杀害俄罗斯族人的罪人，最终他只得签署停战协议，吞下车臣事实独立的苦果。

然而，三年后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遭受伤亡数、当地平民的遇难数并不比上次车臣战争少，普京却并没有背上骂名，反倒因此获得如潮的民意支持。“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这样的政治宣传话语，也在此次战争后传遍全球。

政治一元化和对媒体的掌控帮了普京大忙。当他发动此次战争时，军方和政界不再如当年一般出面反对了，反而出现了斯捷帕申这类比普京更为激进的官员。这位内政部长曾公然宣称：“为了赢得战争，不惜牺牲车臣所有男性！”

有新闻研究者对比过俄罗斯同一家媒体——《独立报》对两次车臣战争的报道。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该报记者拍下了疲惫的士兵休息时眼神迷茫的照片，并将这些年轻人不知如何作战、盼望回家的心情传达给读者；到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独立报》拍摄的主要是俄士兵在坦克上向前举枪射击的画面，小伙子们英武有力，精神抖擞。

《独立报》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其老板别列佐夫斯基对普京的献媚。2000年大选前，别列佐夫斯基旗下的媒体曾将普京比喻为俄罗斯电视英雄施吉尔里茨，并广为宣传。不过，即便这位传媒大亨如此帮忙，仍不能免于打击。2000年9月，在总统办公厅的命令下，他最终“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对国家电视一台的控制权。

2010年9月3日，莫斯科郊外，一位俄罗斯男士手捧鲜花，在杜布罗夫卡剧院外悼念一年前劫持人质事件中的遇难者。2009年10月23日，数十名车臣武装分子闯进剧院，将800多名观众和演职人员劫为人质，最后导致130名人质不幸丧生。

在面对车臣各股势力时，普京也并未选择差别化对待。如1997年任车臣总统的马斯哈多夫，此人属于分离主义者中的世俗一派，与瓦哈比派等原教旨主义势力素有矛盾，一度遭到车臣独立运动领导人沙米尔·巴萨耶夫等人的多次暗杀。普京却将他与巴萨耶夫一起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拒绝和谈请求，直到其身亡。

通过一味打击，俄罗斯虽然顺利恢复了对车臣的控制，却也被层出不穷的暴恐事件骚扰至今。从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到2013年12月的伏尔加格勒爆炸案，其间只有两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几乎每次都有几十到上百人无辜遇难。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的极端报复情绪也被激发。2004年，两名俄罗斯人在卡塔尔多哈制造了一次汽车炸弹爆炸案，将涉嫌帮助车臣恐怖组织的前车臣代总统泽利姆汉·扬达尔比耶夫炸死。这两人随之成为首次触犯卡塔尔反恐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当年年底，卡塔尔同意俄将这二人引渡回国，前提是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当他们在次年1月回到莫斯科时，却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大俄罗斯主义狂热并非只针对车臣人，移民到俄国的亚洲人、非洲人均成为其攻击的对象。2007年，一个名叫Artur Ryno的17岁俄罗斯少年被捕，他与同伙二人涉嫌杀害共37名外国移民，法院认定他对其中19人的死亡负责。由于是未成年人，他最终被判处做10年苦力。Artur是这些年来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光头党中的一员，其杀人动机是种族主义，或者说是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普京曾于2010年提出俄联邦国族的概念，希望以这种认同来消灭民族冲突、创造民族和谐，但极端分子的暴力并未因此减少。

凭借媒体管制操纵民意、独揽大权的普京使用强硬手段打击他的国内外“敌人”的同时，也把民族仇恨和极端主义播撒到俄罗斯联邦的大地上。与苏联相似，普京也无可避免地依靠和壮大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