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就是说，正儿八经的皇帝，在这个朝代里就要消失了。一般来讲，如同垂死之人，还有一个回光返照一样，这皇帝一路做下来，到了清朝，还真出了几个集大成者。限于篇幅，前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有顺治等皇帝，我就说一句话，他们都还是不错的“主儿”。这里要说的清圣祖，说什么爱新觉罗·玄烨，有些绕口，像个老外的名字。说到康熙，就如雷贯耳了。其他不说，单凭他在位六十余年，就了不起。
最早知道康熙的，是那本《康熙字典》。相信很多旧式文人的书柜里，都有这本书。字典是集字的大成，而康熙，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集了皇帝的大成。两千多年下来，历代皇帝都做出了经验，形成的资料也愈来愈多，让我们对皇帝的了解，愈来愈方便。但是，权威性相对弱一点了。实际上，就缺这种字典的权威。
关于康熙皇帝，正史里有许多东西，民间里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着这位皇帝的了不起。因此，这也让我这一类的闲话，无从说起了。正经话被史籍讲完，不正经的话又被民间接着说，我夹在中间，说什么都多余，只能闲扯了。我就按照字典的风格，扯到哪里就到哪里吧！
康熙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据说，他从小好学，喜欢骑射，不爱喝酒，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康熙即位的时候，还不满八岁。也就是小学二年级的年龄，但超过了小学二年级的水平。他与辅政四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被史学家们奉为政治游戏的经典。康熙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朝政，将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的鳌拜等人，一一铲除。然后，以少年天子的翩翩风度，坐稳了皇帝这把交椅。这些历史，现在不用看书，坐在家里看电视，就能知道。
康熙亲政后最为惊心动魄的，就是“削三藩”，即镇压三个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人分别盘踞云南、广东、福建。这三位本来就不是“自己人”，虽然在清兵入关时立下汗马功劳，但终究是“叛臣”。既能叛明，肯定也会反清。只要迈开了第一步，下面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惯性了。康熙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以他少年人的判断力，以及对局势的总体把握，你还不能不说这是奇迹。当时的“削藩”，造成了大半个中国的动荡，对新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康熙坚持己见，严厉驳斥那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气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绝不能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这孩子把历史读进去了。而且，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这里一定要说吴三桂，这位号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好汉，在他的晚年，被少年康熙逼得如同一只疯狗，闹出了许多荒唐的事。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看大势已去，急忙命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并用黄漆涂满屋面，权且作为皇宫。到了三月十八日，这位吴兄又匆匆祭了天地，封了皇后，把一顶皇帝的帽子硬戴在自己头上。巧的是，此时风雨大作，那些临时的庐舍朝殿，被风刮得东倒西歪，那些象征帝王的黄色油漆，也被雨淋得面目全非。大家十分败兴。是啊，各种借口，毕竟是借口，永远不会成为结果，或成为真正的理由。吴三桂是做了五个月的皇帝，从过瘾的角度来看，还算不错。史书上讲，他在六十七岁时，死于中风噎嗝症。这种病，是气出来的。
这场“削藩”的战争，前后持续了八年，将康熙的政治才能和军事远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不仅仅是一场内战，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康熙一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因素，从来都源于内部。接下来，康熙出兵收复了台湾，事关国家主权，康熙寸土不让。接着的抗俄战争，以及平定噶尔丹的叛乱，也就小菜一碟了。政治斗争的过程，往往是一顺百顺。只要路线、方针对头，人又肯吃苦，取得胜绩，就是时间的问题。(www.zuozong.com)
康熙一朝的“安内”和“攘外”，使他的政治手段日趋艺术化，可以作为教材或范例。战争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处理和协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矛盾上。
别的不说了，就说康熙如何对待明朝遗老遗少的。改朝换代，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家常便饭。时间一长，习惯会成自然。不太能习惯的，是一些文化人。他们的固执，同样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看过朱耷的画的人，都能看出他的一枝竹子、一只鹰或者一块石头，始终在生气。这种生气有道理，但不解决问题。清朝是满族人甩着辫子建起来的，而康熙同样甩着辫子，想如何把它弄得牢固。他始终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立场，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化。”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他南巡时，多次拜谒明太祖的陵墓，亲笔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挂在陵前；他跑到孔庙，大搞祭祀活动，并对孔子的后裔遍施恩宠；他专门设立了“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朝遗老参政。有意思的是，在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的体仁阁考试中，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学者，不仅给应试者发了可观的返路费、衣食费，还亲自请他们吃饭，并象征性地阅改考卷。一些文人故意把文章做得不通，康熙也一概录用，而且统统都是一等。高官厚禄，使大部分家伙放弃了吃辛受苦的遗老身份。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原则问题了。天下一家嘛！
当然，这些放弃“原则”的文人，大部分都是二、三流的。真正一流水平的，如顾炎武、黄宗羲、李
等等，因为他们是一流的，因此始终不会流入清廷。其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当年，关中大儒李
，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绝应试，被强行抬到西安。李
绝食六天以示抗议，官府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康熙来到西安要见他，李托病不见，他也只好作罢，还悻悻地写了一块“志操高洁”的匾额送给他。太原的傅山，也是被人抬到京城的城门口，赖在轿子里拒不进城。京中的王公大臣慕名来看他，他就装傻。弄得康熙无计可施，只好随他去。康熙之所以能容下这些人和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只著书立说，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十分透彻。
有水平，还要廉政、勤政，才能把事情做好。康熙在这一方面，也堪称楷模。他在位的六十一年如一日，有奏必阅，有阅必批，从不让人代笔。即使外出狩猎，也秉烛批签，常至深夜。要忙这么多事情，提这么多意见，然后再通过文字，把意见传达下去，光写字就能把人累死。事情不大，但足以见其作风。
《清史稿·圣祖本记》说：“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赐。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为开创焉。”这个评价，并无过多的溢美之词，很朴实。如同书架上的一本字典。平时站在那里不吱声，到了有用的时候，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规范。
一个朝代的兴衰，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着深刻的前因后果。康熙一朝的长治和久安，与他相对稳定的施政方式，以及特有的个性和原则分不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执政的时间长了，很多东西成了惯性，不需要动脑筋，这也失去了创造性。很多事情都是两难的。
世界上的每一本字典，都需要不断修订，使之日益完善。初版的，也许当事人看不到了，而后来者的任务，一个是学习，另一个还要继续创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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