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生殖的图腾-河姆渡文化探秘

遗址出土的蝶形器数以十计，有石制、骨制、木制三类。体形以石制最小，一般高约8厘米，宽约11厘米。蝶形器以其外形似蝴蝶而得名。石制蝶形器正面微弧，上下两端各有一对钻孔；背面微凸，中有两道纵向凸脊，纵脊之间形成较深的凹槽；两脊上端各有一个横向穿孔，孔沿有绳勒痕迹。石制蝶形器经过多次打磨雕琢，正面刻有花纹，看起来相当精巧。骨制蝶形器一般高约10厘米，宽约18厘米，琢磨精细，正面常绘刻有精美的花纹，有一件在两翼也绘刻有线条流畅构思抽象的图案。木制蝶形器个体最大，一般高约13厘米，宽约22厘米，两翼左右对称，翼端正面各雕有一圆涡。背面的两翼上端各有一横向凸脊，脊上有钻孔。木制蝶形器打磨光滑，经过髹漆，足见其制作的讲究。

这些蝶形器虽然取材不同，但它们的外形基本相似，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外形似两翼展开的蝴蝶。将它们立体地置于壁上犹如双双对对翩翩起舞的蝶群。各类蝶形器上缘较平，微呈凹形；下缘则呈圆弧形，正面微微向外弧凸，锉磨得平整光滑，常常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和图案；背面中部有两道平行的纵向凸脊，两脊之间形成上端不通的凹槽；背面上部往往钻有圆孔，两翼上端也常有对称的横脊和钻孔，有的孔周留有明显的绳勒痕迹，显然系长期悬挂磨擦所致。

关键在于这些蝶形器的用途，考古学家的结论是四个字：用途不明。从考古学角度考虑，采用这种谨慎的用语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从探讨艺术学的角度观察问题，则不妨展开大胆想像的翅膀。一切器物的用途无非两类，即一为生产生活用具，另一为艺术品（我们不妨把用于神巫的器物也归入这一类）。作为生活用品，这类蝶形器百思也无可一用，不属此类范畴当无疑义。那么设想为生产工具又如何呢，惟一可能它们或许是一种由绳索牵引的投掷狩猎工具，但似没有必要在上面绘刻精致的花纹图案，也用不着打磨雕琢得如此光洁精致。至于在木质蝶形器上加以髹漆，就更没有必要了。而且，骨质的蝶形器也过于轻巧，即使投中目标，也不具备任何杀伤力。因此，生产工具的推测也自然地被排除了。剩下来的惟一结论只有归入艺术品一类了。在远古，由于人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医药技术，人口繁殖十分困难。一方面，生育对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是生死大关，而生育之后，婴孩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另一方面，病疫肆虐，寿命很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当是距离河姆渡文化时代很晚很晚的时期了。在当时，人生五十已是极稀罕的事了。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体遗骸，占绝大多数的是未成年的少年和青年个体，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欲使氏族人口繁盛，惟一的希冀是力求多生育。在原始人的感觉中，蝴蝶的出现总是跟繁花似锦的春天联系在一起。河姆渡一带气候温湿，繁花遍地，是孳生蝴蝶的最佳环境。春、夏、秋简直是蝴蝶的世界，成双成对成团成簇地在花丛中戏耍追逐，颇有点像青年男女间自由的性爱，而一到深秋和隆冬又忽然不知去向，猜想可能是先人灵魂的物化，随之产生崇拜情绪。而作为一种繁衍人口的图腾，则可能是由于一个极偶然的机缘。也许当时有人把蝴蝶的形象雕琢出来，悬挂在屋子的某个地方，碰巧妇女怀了孕，或母亲顺利地降生下婴孩，于是被赋予一种超自然力的神秘的力量，当作氏族生殖的图腾（或能带来祥瑞的灵物）加以崇拜。人们也就不惜工本地用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材料，制作出石质、骨质、木质的蝶形器，悬挂于他们认为适宜的一切地方，以图带来人口繁衍或某种吉祥，就像后来民间在门槛上悬挂的无所不能的太极、八卦，以及具有特定涵义的麒麟送子图等一样。

把蝴蝶件为人的灵魂的物化，在我国的史籍上多有记载。

2300多年以前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齐物论》一书中就描述过自己在梦幻中变成一只大蝴蝶飞来飞去的故事。比庄周后几百年的东晋时代，在宁波的鄞县一带，就已经流传着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抗争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双双殉情，而灵魂最后化为一对美丽的大彩蝶的民间故事。著名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以这个民间神话故事为原型的。梁祝化蝶的故事不出在别的地方而出在离河姆渡只有20多公里之遥的鄞县农村，是特别发人深思的。无独有偶，名闻中外的我国云南的蝴蝶泉，每当春夏之交，成千成万的各色彩蝶，挂足联翅，点波掠水，粉团锦簇，成双成对，翩翩于碧空清泉之间，成为一绝。相传也系一对青年男女投入泉中化为彩蝶而来，成千成万的彩蝶是他们的后裔。这个古老美丽的传说可以跟梁祝化蝶的神话相媲美，证明蝴蝶从来是我国民间传说，乃至文艺作品中爱情的象征。大凡民间神话故事都有其很古老的渊源，是一定意向的民俗文化心理积聚到饱和状态，一旦受到某种机制的引发，便自然喷发出神奇绚丽的光彩，就跟云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放电现象相似。

对于人的生殖的崇拜，并非我国民间所独有，在国外这种现象也相当普遍。非洲有一个国家，把男性生殖器用巨大的大理石雕凿出来，矗立于一个湖中让人顶礼膜拜。太平洋上岛国新西兰的毛利人，至今犹流传着一种叫“提基”的雕刻物，用来代表先人和神。这种用石头、木头、骨类雕刻成的“提基”，以绿玉石雕刻的为最高贵和神圣。毛利人会堂的支柱，门窗和椽木，雕刻的也是“提基”。“提基”有鹰爪般的手指，鸟嘴形的嘴巴。其头部和生殖器部分被认为是人体的最重要部位，因此也显得特别夸张。头部大可以显示出威仪，生殖器部的夸张则意味有旺盛的生殖能力。(www.zuozong.com)

对于性和生殖的崇拜，几乎是所有民族在原始时期的一个共同过程。但由于种种极复杂的原因，其表现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随着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向前发展，各民族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这种差别就变得更加巨大。从河姆渡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出土文物来看，中华民族在原始时期对人体性生殖的崇拜就比较含蓄和内向，而西方民族就比较直露，至于海外某些少数民族，则也有以裸露和放纵为神圣的。汉民族自河姆渡文化时代起，就用连体双鸟、蝶形器等为借喻和指代，含蓄地表示对性爱和生殖的崇拜，而这种表述方法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更为突出，以至在后来的文学艺术活动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别，其渊源可以各自上溯到原始文化时代。在这里笔者无意也并不想对这种差别作出任何评价或褒贬，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思想、哲学、信仰、性爱、婚姻以及伦理道德等等，是这个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也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凝聚的重要条件之一，自各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优良的成分在内。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随着中国开放改革政策的日益完善，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广泛，西方文化正以各种方式传入我国。而外来文化也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是良莠并存的，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谨严的态度对自己的文化作出更广泛、系统、深人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裁判式的鉴别上。因为这样的鉴别往往是靠不住的，我们的历史上多次重复过以良为莠和以莠为良的偏差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而是要研究其发生、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将我国古老文化中的糟粕去掉，而对其优秀的传统不断地加以弘扬。同时，对外来文化也要加强研究和鉴别，在抵制其有害部分的同时，大胆吸取其科学的优秀部分，为我所用，为中华文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地球的东方永远闪烁着奇丽的光彩。

单纯从数量上和品种上看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艺术品，第二类远较第一类为少，但从艺术角度审视，它们不但比第一类“美的艺术“毫不逊色，而且另有神韵，别具一格，展示了原始人的另一个瑰丽神奇的精神世界。第二类艺术品之所以产生于河姆渡文化时代，从大处观察，它也与稻作文化这个大背景有关。人类在发明了人工栽培稻谷之后，随之创造了榫卯结构的半楼式木屋，发明了木构竖井、驯养家畜、纺织等等，生活相对较前安定，比起那种为寻找食物而到处漫游，冬居洞穴，夏巢树上的采集渔猎生活来，现在过的简直是一种“安居乐业”的幸运生活了。他们面对着大片可开垦的土地，又囿于生产力的低下，很自然地盼望增加人口和劳力，祈求氏族的日益繁荣。在对自然景观和物象的漫长观察中，经过长期联想玄思，不断补充完整，创作出具有原始时代初期神巫类艺术品，它们导致了后来神巫和宗教艺术的发展。因此，此类具有初期神巫性质的艺术品，是一切原始艺术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它们也是人类活动的源头之一。

注释

[1]见《中国民间文化》1991第1集（“双鸟朝阳”考析》。

[2]蒋卫东（涡纹·湖沼崇拜·鸟形器）（“’94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