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道德与阴阳哲学的关系

哲学的背景

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观念，它是调节人类行为的基本手段之一。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其同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人类自身发展休戚相关的地位。

近代美国政治家欧内斯特·A·格罗斯在《联合国：和平组织》中这样写道：“道德的力量并不能创造奇迹，但他却驱使人们去行动，正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才创造了奇迹——建设文明或毁灭文明。”（1962年英文版，第125页）道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确实由于道德所具有的这种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才使人类文化具有这样斑斓的色彩。

在太监文化的总体构架中，伦理道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太监群体形成的“软环境”，即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由传统伦理道德所规范的这种文化形态，既对大众心理起着毒化的作用，也对太监群体中的个体起着桎梏作用。伦理道德与君权政治成为整个太监文化发生、发展与灭亡过程中的两大支柱。通俗地说，传统的伦理道德造就了太监的文化群体。与此同时，它又毁灭了作为个体的太监，以及作为整个群体的社会文明。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讲，古代的中国理论界普遍将人分为九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友。在这九类中有这样五种对应的关系，即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兄与弟以及朋与友。《中庸》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俗称“五伦”。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食诸？’”这是一种既具体又抽象，既有序又混乱的伦理框架。

《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礼运》：“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以上这些解释，对于“五伦”的内涵来说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后来，这种“五伦”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即特别重视“三伦”，即所谓的“三纲”之说。

《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信。’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矣。”从这个理论出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在批评男女的标准上是有所侧重的，即注意人物的所谓“忠孝大节”。大节有违，则其余皆不足论。而在评论妇女上，则以夫妇一伦的行为作尺子，即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很明显，中国伦理道德的若干规范，是渊于中华文化之源——阴阳哲学。

《易·坤·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者，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认为：“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始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阴不得达之意。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达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宜称而达。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傅于火而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生于地也。”对于这个理论，《白虎通义》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论人事取法五行》）。”

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家特别注重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呢？从古代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秘密。

《荀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何生？无先祖何出？无君师何治？三者偏亡无安人。”

《墨子·尚同篇》：“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如禽兽然。”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极其重视君主的利益。研究传统的理论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向我们说明，没有君主就不能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没有父亲，则没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国的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结构的，这种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传统伦理体系中“德”的概念。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所以，人们又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土”、“命氏”是周初分封制的核心。以前对“天子建德”的解释，多偏重于道德伦理，这其实与“德”字的本义并不相符。

《国语·晋语》：“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灾乱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这段记载似乎说明了“德”与“姓”是同一的。(www.zuozong.com)

李玄伯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书中，提出了“德”是图腾性质的观点。他认为：“最初的德与性的意义相近。”斯维至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在《说德》一文中认为“德的本义是生，由生演变为性、姓（生、性、姓原为一字）”，并提出“建德就是建姓建族”的思想，这与生殖崇拜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春秋时期，还有一本介于儒家和道家之间，阐发伦理思想的书，叫做《礼运》。有人疑为老子或墨子所作，其实它是儒家的作品，因为儒家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至于为何要命名为《礼运》，按《礼纪正义》转引郑玄《三礼目录》中的说法，是“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

值得重视的是，《礼运》在阐发道德的社会作用时，强调并不反对人的情欲。它有这样的论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这也就是说，情、欲是必然存在的，问题是怎样治理。其实，作者是要求用礼来“节欲”、“导欲”，而不是“禁欲”。这在传统的儒学大合唱中，是一个小小的不和谐音符。但就其层次来说，显然逊色于荀子“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思想。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个思想否定了儒家学说把利欲、物欲与道德对立起来的倾向，肯定了人们物质欲望和生理欲望的合理性，指出它并不违背道德。可以说，这种思想如果能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中国的太监文化就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土壤。

因此，通过回顾我国伦理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伦理思想和哲学、政治融为一体，构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的主体类型就是“伦理型”，即从伦理思想方面上升为世界观，并反过来为伦理思想提供理论根据。哲学上的宇宙观、本体论，都用来解释道德的本质和起源，都用来论证统治阶级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如所谓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基义》）；荀子所称的“明于天人之分”（《天论》），以及儒家所敬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都是伦理与政治和哲学相互融为一体的具体表现。

第二，我国历史上的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色彩，特别表现在道德规范上，重视忠、孝，强调整体和服从。“忠”与“孝”是传统伦理道德中“德”与“礼”最具体的表现。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这种伦理传统强调整体利益，有利于社会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稳定，对民族的繁衍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忠”与“孝”成了扼杀个性自由和制造奴性与奴才的渊薮。正如陈独秀指出的：“缘此（指三纲五常）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这种伦理基础构成了权力塔尖上的高级奴隶——太监文化形式的温暖的土壤。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伦理思想有着强烈的中庸成分，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带有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论语·尧曰》：“允执其中。”《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据《尚书·皋陶谟》中记载，古之圣贤有九德，即所谓“宽为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洪范》中还记载，帝王必须“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种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的观点，肯定了矛盾体的存在与统一。中庸性不但具有保守的倾向，而且具有难以把握事物全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太监这种非男非女、非官非奴的特殊人群的存在，从理论上有了说明。当然，这个说明，随着伦理与政治观念的相互交叉，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纳。

冯友兰在《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一文中写道：“因哲学家之政治社会哲学有时系说明将出现之某种政治或社会，故哲学家常有见称为先知者。先知固可说，但须知哲学家所先知之出现，无待于哲学家之先知。‘雄鸡一唱天下晓’，非雄鸡能使天晓，乃天欲晓而鸡始鸣也。天将晓而鸡能先感觉之，故先鸣焉，人闻其鸣亦觉天之将晓。由此义言，此即所谓‘以先觉觉后觉’也。非鸡鸣能使天晓，乃天将晓而鸡始鸣，故鸡鸣之于天晓，必不能成为两撅。在普通的状况下，天将晓，鸡必鸣，鸡已鸣，天必晓。政治社会哲学之于实际政治社会，其关系亦如此。”冯先生的这个比喻，同样也适合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太监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太监文化中，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对太监个体的要求停留在“他律”阶段的道德规范。从本质上讲，由于道德的主体尚未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品格，这样的道德性是不完全的，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规范。从理论上说，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如果不转换为道德主体的内在约束，那么，对道德的主体来说是无道德可言的。因此，太监文化体现的非理性的倾向，似乎又是可以原谅的。

从冯友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即太监文化只是整个封建伦理道理的一块“肿瘤”，这块“肿瘤”的出现，是基于以“礼”、“德”、“忠”、“孝”这样一些观念而存在的，二者之间并非是那种具有直接联系的产物，就像“鸡鸣”并非“天晓”一样。

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指出：“我国人文之根据于心理者，为祭天之故习，而伦理思想，则由家长制度而发展，一以贯之，而敬天立畏命之观念，由是立焉。”（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页）在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下，统治者的思想即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能够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伦理学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要脉络发展的。在考察这样一个伦理道德体系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伦理道德体系的外在的若干形式，诸如“礼”、“仁”、“义”、“忠”、“孝”等，均通过其对于婚姻子嗣的认识而体现着生殖崇拜的观念。这个过程本身，虽然不会直接引发有关太监文化的若干基元，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这种从根本上维护封建集权的伦理道德体系，确定并促使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走向其倡导的道德标准反面。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

以上两段引述说明，儒家对婚姻的重视，主要是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考虑的。正如冯友兰在《儒家对于婚丧祭祀之理论》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儒家以为婚姻的功用在于使人有后，结婚生子造‘新吾’以代‘故吾’，以使人得生物学的不死。本来男女会合，其真正目的即在生殖。至于由此而发生之爱情与快感乃系一种附带的心理情形。自生物学的眼光观之，实无关紧要，故儒家亦不重视之。儒家论夫妇之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也。”（《古史辩》第二册，第227页）

因此，尽管儒家把社会伦理看得非常重要，但在社会伦理与生命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伦理必须服从生命伦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最高统治者需要保持其后宫所谓“血统”的纯洁性时，他就会逆整个社会的倾向，而从根本上解决身边仆人的“那玩意”。

这样的举动，一方面，将这一群人从正常的人群当中分离出来，剥夺他们在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大忌的生养子嗣的权利和能力，使他们始终处于整个社会的唾弃和不齿之中。这样，也就界定了他们只能在非生理需求中得到满足的范围。另一方面，由于处在权力的核心位置，其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均处于一种神秘的封闭状态，又使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不能涉及。与此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日常生活对其政治决策和行政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而安排最高统治者生活的却又是这样一群被强制转换性别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些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他们通过帝王的影响渠道，起到了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传播“毒素”的作用。

《中庸》有这样一段论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止，察乎天地。”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生殖的基本组成——夫妇之道。太监的出现，是一种违背人伦的生命现象。但是，它在中国整个伦理道德的框架中又是被允许的。它仅仅是封建帝王的需要，这说明这种封建制度已经腐朽透顶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各有阴阳。”董氏所论及的“合”与《国语》中的“和”是同一概念。既然太监缺少了男性的象征，就无所谓“妻者夫之合”了。但是，他们同样可以“臣者君之合”，仍然可以被社会伦理道德所默许。

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中国人的问题往往不是性压抑，而是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换而言之，即使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也多半不晓得如何将这一冲动加以组织化，使它变成一股向外求的生命力量。”封建帝王们也许仔细地研究过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在一般情况下，当某些需求无法真正转化为个人的自律行动时，就想到了用简单而有效的手法来制造没有性别的人群——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