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华诞，我应中国管理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华英模促进会、欧美同学基金会和时代人物杂志社等单位的邀请，参加了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祖国万岁——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庆祝共和国60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并借此机会，有幸拜会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计委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今年已92岁高龄的宋平老人，并合影留念。
金秋北京，秋高气爽。2009年9月20日上午8时许，我拨通了宋老办公室的电话，一位姓朱的秘书接了电话，我作了自我介绍，说了想拜访宋老的想法。朱秘书说：“我请示一下，把你的手机号留给我。”没过10分钟，我的手机响了。朱秘书说：“你过来吧，他等着呢。”当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我是抱着侥幸心理拨通电话的，没想到在几分钟内却变成了相见的现实。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囊，便在宾馆门前挡了一辆出租车出发了。
经过40多分钟的行程，我到达了宋老住宅大体方位，但不知宋老的具体地址。下车后，我又拨通了朱秘书的电话，说了我当时的所在位置。朱秘书问：“你穿的什么衣服？个子有多高？”我说：“我穿着白色西服，没打领带（因走得太急，忘了打领带），留着大背头，戴一副无色眼镜，个子一米七以上，右手提着一个小包。”朱秘书又说：“你朝南走，有人会接你的。”我按照朱秘书说的一直朝南走，走了十多分钟，我迎面来了一位穿着便装，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不时地打量着我。我俩迎面相遇时，年轻人主动上前问我：“请问你贵姓？”我说：“我姓王，叫王建庭。”年轻人说：“我接你来了，走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周，“你就叫我小周吧”。我俩向前走了一会儿，在解放军战士执勤站岗的大门上，小周对我说：“到了。”并给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说：“这位是客人。”我俩便进了大门。小周对我说：“宋老年事高，交谈时间掌握在20分钟以内。”在小周的引领下，经过一个大院，向右进入一个小院，小院前又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小周又说：“这位是客人。”我俩又进入了一个小院。到了宋老的会客厅，小周说：“你稍等。”小周从里面进去，一会儿宋老乐呵呵的从里间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你来了，见到你真高兴。”我向宋老问好，他把我让到对面的沙发上。小周给我沏了杯茶，并在里屋端出宋老的茶杯就出去了。我环视了一下宋老的会客厅，会客厅庄重简朴，两行布沙发排列整齐，中间放着木茶几。看到眼前的这一切，使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我来时对宋老住室陈列之豪华的想象形成天壤之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们太辛苦了！”敬慕之情从我的内心油然而生。
客厅里只有我们俩人，我给宋老送了两样礼品。首先把我编写的《哈达铺包产到户追溯续集》一书清样本送给了宋老。并简要汇报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宋老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视力很好。他接过书，翻了好几页，并详细看了彩页和前言部分，宋老说“好”。接着我又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我县拍摄的四集文献纪录片《长征路上的曙光—宕昌县哈达铺公社包产到户追溯》碟片双手送到宋老手里。他放下碟片后说：“30年过去了，哈达铺的情况怎么样？社员的收入怎么样？”我简要地作了回答。宋老说：“哈达铺在历史上的意义重大，是党中央决策去陕北的地方。群众的收入不高啊！一千五六百元少啊！那里能发展什么？除了药材外，还能发展什么？宕昌的自然条件差，如何让群众富起来，增加收入，要研究这些问题。日光温室搞得怎样？过去卖的菜都是连黄叶子包的大白菜，品种单一。现在什么菜都是新鲜的，品种又多。除了发展药材，沿河两岸要大力发展花椒。”我说：“岷江、白龙江两岸花椒发展得很好，产量也高。”宋老问：“销售怎样？”我说：“销量很好。”宋老说：“这就好。条件差，要想办法，要多吃苦。”我说：“兰渝铁路、成兰铁路已经动工，哈达铺是两条铁路的交汇点，都设二级站。两条路通了，可以拉动哈达铺经济的发展。现在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宋老说：“农村人通过打工能见见世面，也能挣点钱，改善生活。你说你以后搞教育工作去了，宕昌的教育怎么样？”我向宋老简要汇报了我县教育的发展情况。我说：“84年我到县文教局去时，全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70％，全县只考取了一个大学生，社会上传言：‘宕昌县的高考还不如XXX，人家一家考了两个大学生。’我到地区去开会，头都抬不起。由于穷，学校校舍建设很差，全县没有一所砖混建筑的教室，‘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缺桌子，少凳子，敞院子’的现象校校皆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现在连山沟沟里的学校都是两三层的砖混教学楼，教学设备齐全，现在真的可以说，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全县2000年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今年是我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关键年，10月份省上组织人员验收，我看“普九”能够顺利过关。现在全县一年要考取二三百名大学生。”宋老听了高兴地说：“要把教育抓好，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业，一定要抓好。”
宋老接着说：“哈达铺搞责任田，实行包产到户，这是三中全会的产物，是群众的创造，要多干少说，少攀比，要和中央的口径一致，安徽搞得早。你们搞了，我让林田去调查的。林田还在甘肃，他也写了一本书，给我寄了一本。”
宋老接着问我：“下罗村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下罗村的变化也很大。你当年去调查时的那个打麦场，现在建成了崭新的两层砖混结构的全日制小学，适龄儿童全部入了学。学校下面沿公路的地方，建起了居民新村。这几年全村盖了好多砖木结构的新瓦房，村里的道路也硬化了，实现了通电、通电视、通电话。群众的生活实现了小康。”
宋老说：“包产到户有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还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办法。”我说：“当时实行责任田、搞包产到户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宋老说：“我到通渭去，一家几口人只有一个碗，群众太穷了，太苦了，我心里很不好受。有的生产队搞了几个组，责任到组，群众晚上还苦战哩！”(www.zuozong.com)
我俩在交谈中，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宋老精神焕发，没有一点倦意。但我不敢耽搁宋老更多宝贵的时间，便起身向宋老道别，临走宋老给我赠送了两件礼品，我真不敢拿。宋老说：“大老远的来了，还是拿上吧！”小周提着礼品送我，当我出门在院里转身时，宋老微笑着站在门口招手送别，这时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我立正，向宋老深深地鞠了一躬，便离开了宋老家。
在回宾馆的车上，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陷入了往事的深沉回忆中……我一生三次见到了宋平同志：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9月6日，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同志，未惊动县上领导，驱车来到我们哈达铺公社下罗三队微服私访，调查我们搞责任田、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在下罗三队的打麦场，我和生产队长傅付生同志怀着激动的心向宋平同志作汇报；第二次是1979年12月31日上午，宋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邀请我专题作了哈达铺公社实行责任田、搞包产到户一年后的工作情况。宋平同志铿锵有力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过一年了，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你们的做法不错，省委支持。只要能增产，能让群众吃饱肚子的办法都可以搞，办法好不好，让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唯上，要相信群众，要和群众一起做好这篇文章。” 2006年我将我编写的拙作《哈达铺包产到户追溯》一书，分两次寄给宋老（怕收不到），宋老都收到了，并委托人前来看望我，转达了宋老对我的问候：“寄的书两次都收到了，非常感谢！”第三次见面，就是时隔30年后的这次北京相见……一个一辈子在贫困山区工作、退休后的普通公务员，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并长时间地和我交谈，使我倍受教育和鼓舞。也充分体现了宋平同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深入群众、公正无私、清正廉洁、心系群众、平易近人伟大而平凡、高尚而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宋平同志的接见如春风化雨的涓涓细流流进我渴慕已久的心田，成为我一生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永恒的回忆。
王建庭
2009年9月20日深夜于北京
（此文原载于《甘肃扶贫》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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