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昌教育问题分析及原因

宕昌教育事业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局面呢？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我认为：

教育工作量大面宽，关系各个方面，连接千家万户，究其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纵观宕昌教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本人通过深入地分析研究，发现问题的主要症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级领导班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把教育没有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有相当一部分领导总认为“一工二农三财贸，腾出手了抓文教”；“我们是农业县，没有粮食吃啥都办不成，教育上不去无碍大局”。固然，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着教育。然而，教育反过来又给予政治和经济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培养人而表现出来的。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建设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靠教育培养来实现。现代许多国家大力投资教育，重视开发人才，积极发展教育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无数事例表明，哪里对教育重视了，哪里的教育就搞得好。我县教育落后，这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难题。即使是落后的地方，也有它的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将照亮落后地区的人们去拼搏，去改变现状。如我县化马公社，大舍公社的寺巴大队，南阳公社的毛羽沟大队就是这样。化马公社经济文化落后、条件差，但入学率在80％以上，公、民办学校的学生巩固率也比较好。1980年民办教师考试转正时，全县30个名额，该社就占了7名。化马学校代表还出席了全省教育战线先进会并受到了奖励，在全学区上学期期末统考中又名列前茅。寺巴大队多年来给每个民办教师800斤口粮，定期供给食油和烧柴，除国家发的补助费外，每人每月由大队增发补助费10元。大队还决定，每年提取200元奖金，对教师进行奖励。1982年大队还用2000多元钱维修了该村校舍。该队对教师生活待遇解决得好，任务明确，学校管理到位，因而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比较好。毛羽沟小学巩固率为100％，系全县第一，双科及格率名列南阳片区第一。相反，也有一些地方和社队，对教育工作不闻不问，具体困难得不到解决，出了问题也不管。有的为了减轻负担，再三要求把民办学校转为公办学校。有的在民办教师的任用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滥竽充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是教育行政部门人少事多。堂堂一个县文化教育局，领导和工作人员仅8人，他们陷于日常事务和其他工作之中，忙于应付各种会议、招生、人口普查、计划生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老师晋升工资、处理日常事务等，不能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情况，分析解决问题。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上来。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在“文革”之后，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无疑也影响了教师队伍。尽管教育部门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但改革力度仍然不够。有的不认真工作而忙于操持家务；有的贪污挪用公款，损公肥私；有的酗酒闹事，打架斗殴；有的搬弄事非，破坏团结；有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真是相比过去高了，工作态度却越来越差了，教学质量越来越低了。

三是教师队伍量少质差，领导班子力量薄弱。宕昌是1954年成立的新县，1958年又并入岷县，1961年从岷县分离时，师资力量相应减少。教师队伍本来就量少质差，加之1962年又下放过多，许多教师回乡务农，有的还当了营业员，从而大伤了元气，是全地区教师最少的县。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大大下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富死的商店，吃死的粮站，办烂嘴的教员，跑断腿的邮电。”“文革”后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教育内部比例失调，学校盲目发展，教师来源少，形成了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甚至初中毕业教高中的现象。教师被拔高使用，结果误了上头，丢了下头，教师吃了苦头，质量落在后头。1983年全县共有中学班78个，而全县教师中大专毕业的只有69人，其中在职任教的只有61人。不要说合格与否，平均一个班还不到一个人。这69个大专毕业的教师中，“文革”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只有两三个。1970年以前和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考试毕业的有22人（不包括“工农兵”大学生）。这69人中，仅县一中就占了32人，其中1970年以前和通过高考录取后毕业的有17人。二中（沙湾中学）虽为完全中学，却没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以学科来说，除县一中外，其他中学（不包括附中）生物、地理、外语科目没有教师；有的学校外语、理化课开不了；全县没有一个历史教师。在中学教师中，中专、高中及以下程度的就占60％；小学教师中，初中以下程度的公办教师占14.5％，民办教师占54.6％。

另外，全县教师中外籍教师比较多，为了解决夫妻分居和其他困难，1976年至1983年外调教师76人。目前还有一部分教师要求调回原籍，仅县一中就不下10人。1970年以来，调到本县其他部门的就有90多人，加上师范院校毕业后没有分配的还有20多人，三项合计共180多人。在这180人中任中、小学领导的有25人，中学任教的有49人。相反，除正常分配外，从外地或其他部门调入教育系统的教师几乎没有。1981年年底统计时，全县有中小学公派教师603人，而现在只有580多人。这几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况且调出的大部分是有经验的老教师和领导骨干。新分配人员教学经验少，一部分业务水平差。这样一来，削弱了领导和教学力量，严重影响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长此以往，将会出现恶性循环，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宕昌县教育事业的一个顽症。

四是由于相当一部分社队领导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专注于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因而对大量的民办学校放任自流，没有加强管理。形成了“民办学校民不办”的局面，影响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我们通过调查了解，这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学校布局不太合理（主要是民办学校）。全县336所公、民办小学，320个大队，平均看来，每个大队有一所学校。但实际上还有17个边远山区的大队没有学校。有些地方居住分散，对山能说话，走路得半天，即使有学校也不便于小学生上学。如竹院公社玉些生产队的学生，到木竹院大队民校上学，中途要过四条河，每天往返一次要走将近十里没有人烟的林间羊肠小道，这对七八岁的娃娃来说确实是个问题。有的单庄独户，办学没有合适的地点，加之民办教师指标受到控制后，对这类地区学生上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影响了教育普及。

2.校舍、设备奇缺，教学条件很差。据1983年底调查统计，全县校舍总建筑面积为57765平方米，其中，公办学校为45804平方米，危房占近三分之一。民办学校校舍总建筑面积为11961平方米，民办学校的房屋绝大多数是危房，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全县267所民办小学中，尚有40多所小学没有校舍，学生露天上课，如宕昌公社的牙坪、鹿仁、玉地河，将台公社的前马等民办学校。何家堡公社的大歇台、官亭公社的王山等大队，校舍被卖给了私人，迫使学校停办。木耳公社的豆寨、马莲大队在校园里修了戏台。有的大队还在校园或是教室里安了钢磨。即便有校舍，也因长年失修而破烂不堪，课桌与凳子极度缺乏，全县光民办学校就缺桌凳3500多套。有的学校没有课桌凳，学生站着听课，下课后就在墙壁、地面或膝盖上做作业。“土台子、泥孩子、黑屋子、敞院子、缺桌子、少凳子”的现象随处可见。民办学校本应民办公助，如果队上不管光靠公助，办公经费无法解决，粉笔、教案等必需品也解决不了。教育经费只能解决教师工资补助费。有的地方学生上学，不要说一元钱的学费，就连书费也交不上，教师在书店取课本时只好用自己的工资垫支。

3.一部分民办教师口粮得不到落实。据了解，1982年全县有少部分大队给民办教师划了责任田，还补助100—350斤口粮；大部分大队只划了责任田不给口粮；有的公社给每个教师只划了一亩口粮田；还有个别的教师责任田未划，口粮也不落实。全县还有152个民办教师连1981年的口粮也没落实，这如何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呢？(www.zuozong.com)

4.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相当一部分适龄儿童放牧或成为家庭辅助劳动力，不上学。如韩院公社腾家山生产队共有15个适龄儿童，其中11个放牧，4个上学。

5.给民办老师划了责任田以后，部分人把精力花在种地上，影响了教学。有的老师来了不见学生，有的学生来了不见老师，群众意见大。本来农民就对孩子上学缺乏信心，加上老师教学不认真，因而赌气不让孩子上学，从而导致校舍闲置。民教统考任用后，省、地要求保持教师稳定，不能随便撤换。这样一来，有少数教师认为拿到了比较可靠的饭碗，不好好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少数大队留着不合格的教师不放，拒收派去的合格教师，甚至宁可自己不办学，也不要外队派来的教师，硬是让不合格教师拿补助、混饭吃，误人子弟。

6.教育工作和当地党政工作领导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说，放弃了党政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单纯抓教育，一家独办，很少给公社领导请示汇报工作；反过来，当地党政领导认为抓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思想认识的差距，导致教育工作在整体工作上“没盘子”、“没位子”。

7.县一中的问题。从武都专区各县历年高考的实际情况证明，要出人才，各县靠一中。宕昌县1983年高考名列全区第六，这和县一中“推光头”关系极大。县上对一中来说，是全力支持的。领导班子配备齐全，教职工数量相对充足，质量虽然比不上其他县，但就我县情况来说，是占绝对优势的。大专毕业教师占全县大专毕业教师人数的二分之一，1970年以前和通过高考录取后毕业的教师占全县的80％。全县仅有的两个生物教师、两个地理教师都在一中，大专毕业的六个外语教师，一中就占了四个。教学设备也较齐全，经费和其他中学相比基本得到保证。然而工作却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的问题。自1978年以来，由于领导班子不团结，工作上得过且过，加上教师外调后，削弱了教学力量，使学校工作受到影响。党的十二大以后，由于地县两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充实加强了县一中的领导班子，目前学校工作重新起步。

8.教育经费严重投入不足。1983年县财政教育经费包干指标只有103万元，主要用于发放公、民办教师的工资，公务部分仅占20％。1984年以前，我县不是“普初”县，故省、地从未拨专项经费。

众所周知，宕昌是一个“七荒二林一分田”的贫困县，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温差悬殊，南暖北寒，自然灾害频繁，群众温饱长期得不到解决。农业经济是宕昌县的主要经济成分，收入占全县国民经济总收入的80％以上，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微乎其微，产值还占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10％。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工业基础薄弱，县财政缺乏支柱，导致各项事业发展缓慢。1980年全县财政总支出610万元，教育事业包干经费支出103万元；1981年财政总支出582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113万元，包干经费支出103万元；1982年全县财政总支出624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103万元，包干经费支出103万元；1983年县财政总支出691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126万元，包干经费支出103万元，公用部分占26.3％，个人部分占73.7％，全县人均4.29元，每年教育经费都有所增加，但个人部分比重越来越大，公务部分越来越小，以致教育上的许多问题不能解决，造成恶性循环。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难，如何回答振兴宕昌教育事业这个课题呢？

振兴宕昌教育事业，是党心民心所向，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易事。教育既有一定的基础，也有发展的周期性和迟效性，况且它联系面广，涉及千家万户，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要在短期内或仅仅依靠教育主管部门改变面貌、振兴教育是不可能的，穷县办好大教育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全县上下共同努力，依据现有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抓好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回忆过去，困难、问题重重，展望未来有利条件很多。特别是1981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之一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的根本问题。而我县教育事业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严重地影响着“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知难而进、逆水行舟，还是打退堂鼓、“识时务”急流勇退？在工作中我选择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