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初次分配环节入手促进分配公正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注重初次分配制度的外部环境因素，重视劳资关系并保障最低工资制度，以此更好发挥制度缓解社会紧张的功能；其二，注重对初次分配本身的调节，加强职业培训促进人才培养，降低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以此增加人们对收入的满意度。
一是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提出的分配原则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分配正义的天平向最不利者倾斜，因此罗尔斯认为政府和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最不利的社会成员，只要政府安排能够更好地改善最不利者的前景，那么这种安排就是正义的。因此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不失为一种改善社会不利者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方法。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后来推广至欧美各国。最低工资的实施，调节的是收入初次分配，对于贫困的减少有重要作用，因而它目前不仅在发达国家推行，也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调节收入的工具之一。最低工资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国家以法律形式保障其应该获得的、能够维持生存及必要的供养其家属的最低费用。最低工资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施方式略有不同，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其一，全国性模式，即全国采取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二，地区性模式，即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三，行业性模式，即不同行业间订立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其四，工程性模式，即不同工种间确立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1]1894年，新西兰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最低工资的法案《劳动协调及仲裁法》。1896年，澳大利亚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令。1909年，英国通过最低工资法案。1938年美国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全美范围内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0.25美元，到2009年，美国执行的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7.25美元，[2]从美国的工资调整历史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调整受到通货膨胀、经济状况变化及政治理念的影响。俄罗斯也从2016年7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调整为每月7500卢比（约合人民币754元），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制度为：第一，职业最低工资制度保障所有受薪工人。只要双方有雇佣关系，便存在职业最低工资。第二，满足工人的相对生活水平，保证失业人士及低薪人士获聘和持续就业的能力。第三，坚持同工同酬原则。第四，为低龄雇员、受训雇员以及残疾雇员设定一系列全面的、公平的最低工资，确保这类雇员在劳工市场具有竞争力。[3]
二是实施职工持股计划。“职工持股计划”由路易斯·凯尔索在1956年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都是由于总人口中相对较少的人口占据了社会中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人口占比较大的员工则未拥有企业资产，当员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凯尔索建议职工成为普通股票持有者，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针对工人没有资本的问题，凯尔索等人设计了职工持股计划，其主要内容：企业成立一个专门的职工持股信托基金会，基金会由企业全面担保，贷款认购企业的股票。企业每年按一定的比例提取工资总额的一部分，投入职工持股信托基金会，以偿还贷款。当贷款还清后，该基金会根据职工相应的工资水平或劳动贡献的大小，把股票分配到每个职工的持股计划账户上，职工离开企业或退休，可将股票卖给职工持股信托基金会。就实施效果而言，职工持股制的实行缓解了收入差距，稳定了当时的社会。[4]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在法国工业部门中，职工持股率达50%以上，金融业有的达90%以上。英国90%以上的非国有公司有职工持股。在日本，由于劳动力流动性较低，90%的企业都实行雇员持股计划。[5]通过职工持股计划将员工与企业联结为利益共同体，既增加了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又可以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提高了员工工作效率与企业利润水平。
三是提高就业率。如何控制失业，有效促进就业，是各国致力于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发达国家普遍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改造和重组煤炭、钢铁、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通讯、环保、能源、医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如日本在由传统煤炭产业转型成为资源型可持续发展城市时，关闭矿产企业使得大量工人失业，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措施：其一，对安置失业员工的企业，按安置人员的多少给予税收优惠；其二，承担失业员工的培训费用，通过再培训的方式使失业员工掌握新的技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其三，对失业员工提供免费就业信息，帮助介绍就业等。此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保障居民就业还推行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其中之一便是政府鼓励自主创业与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例如，法国为鼓励自主创业，政府资助长期失业者就业、开业前的费用，并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美国也通过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如美国政府要求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扩大出口，建立投资和出口信贷资金，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信贷担保。而英国在1928年专门设立了工业迁移委员会，鼓励并资助工人从失业率高的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就业，1984年英国加快了高失业率地区的开发建设，按就业规模和成本为企业提供资金补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英国的这些促进就业的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www.zuozong.com)
四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重视通过教育政策来改善因贫困人口无力进行人力投资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的问题。具体措施有推行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实行专门的培训计划等。[6]因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7]发达国家就业培训主要有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GNVQ”（国家职业训练文凭）、澳大利亚的“TAFE”（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韩国的“技能士”模式等。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就是把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职业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的职业教育模式。学生与企业签订教育合同，学生在企业以“学徒”身份、在职业学校则以“学生”身份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8]英国的“GNVQ”是一种介于高等水平普通教育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之间的资格证书，其目的在于消除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的分离。“TAFE”是由澳大利亚政府直接经营和掌管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其课程设计根据行业、企业要求，由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小组负责新课程的开发和课程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并得到大学系统的认可。韩国政府对职业学校毕业生授予技术员、技能士职称，并将其分为不同类别，专科大学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在技能士一级或技能士二级的国家技术资格考试中合格，否则学生将不能被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上述四种职业培训模式都强调了立法在保障就业培训中的重要作用，并把从业资格证书的考试作为检测从业岗位技能水平的途径，以此作为从业人员上岗的前提，这就要求从业人员不仅具备专业岗位知识，同时也拥有相应的职业岗位实践技能。
五是关注弱势群体。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贫富差距问题，而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关注弱势群体、增加他们的收入方面，发达国家主要采取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被视为代替“个人谈判”，是工会保护和提供会员利益的三大战略之一。[9]集体谈判具有多方面功能：决定就业待遇和就业条件，调解劳资利益冲突，为劳动法规的出台提供条件，有助于实现产业和平，是实现产业民主的一大手段等。[10]集体谈判制度是西方国家通行的初次分配中工资决定的基本形式，许多发达国家的行业组织与工会组织代表雇员与雇主谈判，以获取更高的工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集体谈判的国家，但集体谈判的大范围推广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由法律确定了工资集体谈判制度，采用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代表员工与雇主进行谈判的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工资，使之成为调节工资分配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之一。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主要包括职工工资水平、具体工资制度和职工工资关系等几方面，工资水平是集体谈判制度的最主要内容，主要是对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予以确定和调整；工资制度是工资水平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主要涉及工资制度模式、工资结构、工资形式、工资支付等内容。[11]例如，在德国，雇主与员工间的关系由相应的行业工会、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进行协调，由行业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充当劳资中介，规定雇主与雇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及劳资关系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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