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巴塞尔州也发生了严重动乱。历时两年多的动乱最终导致了巴塞尔州的永久分裂。巴塞尔州的分裂既非如上、下瓦尔登州一样因为天堑[1]一分为二，也非如内、外阿彭策尔州因为深刻的宗教分歧割裂开来。巴塞尔州的分裂仅仅是因为巴塞尔市市民的背信弃义。当时，巴塞尔人也效仿其他各州修改宪法。几乎全部由市民代表组成的巴塞尔市大议会起草了一份宪法。这份宪法重申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授予巴塞尔市的各项不公平特权。因此，巴塞尔市大议会背道而驰的修宪行为自然不能为农民所接受。在提出抗议后，遭到巴塞尔市民代表冷嘲热讽的农民代表只能离开议会厅。巴塞尔市市民的背信弃义令农民心灰意冷。
所有乡村地区的人们都变得怒不可遏。农民们发动起义，并在利斯塔尔建立了独立政府。拿破仑·波拿巴曾将弹丸之地利斯塔尔称为“咎瓦尤斯之剑[2]”，彰显了此地的险要。1792年，拿破仑·波拿巴在利斯塔尔树立起第一面自由的旗帜。巴塞尔州政府派出部队镇压革命者。因此，革命者也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许多革命者被绳捆索绑，并在暴民的辱骂声中游街示众。邻近各州人民对巴塞尔革命者充满了同情。接着，巴塞尔州政府变本加厉，不仅在心存不满的乡村地区采取强制手段推行新宪法，还加强了防御工事和要塞。进城做生意的农民遭到骚扰和侮辱，农民的邮件也遭到破坏，巴塞尔州政府的种种狭隘暴行渐渐将农民逼向叛乱。为恢复秩序，巴塞尔州政府派军攻打利斯塔尔，但遭到了农民军的顽强抵抗，最终战败回城。瑞士政府对巴塞尔州政府的顽固感到愤怒，于是派出军队维和，而巴塞尔州政府对瑞士政府的干涉恼怒不已。巴塞尔州政府对瑞士政府提出抗议，同时不顾瑞士政府的抗议，史无前例地将四十五个乡村行政区从巴塞尔州驱逐出去。
巴塞尔州政府再一次派军队攻击农民军，结果又一次被愤怒的农民军击退。瑞士议会再次介入。然而，巴塞尔州政府却让瑞士议会派出的调解人吃了闭门羹。最后，虽然瑞士议会在卢塞恩召开会议，但一切和解都于事无补。瑞士议会不得不郑重宣布将巴塞尔州一分为二，巴塞尔城市州由巴塞尔市及其在动乱中占领的十二个村庄组成；巴塞尔乡村州则由五十三个乡村构成。它们不仅是瑞士承认的半州，还同时与其他瑞士成员州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瑞士如何保障新宪法的实施。瑞士各州虽然已经接受了新宪法，但仍然需要获得瑞士政府的保障才能明确实施。然而，贵族政党几乎在瑞士所有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贵族政党既拒绝接受新宪法，也拒绝承认巴塞尔州的分裂。在这种危急情势下，七个州——苏黎世州、伯尔尼州、卢塞恩州、索洛图恩州、圣加仑州、阿尔高州和图尔高州——同意互相支持各自的宪法，直到获得瑞士中央政府的保障为止。为反对七个州的这一运动，伯尔尼贵族首领秘密搜集武器，并招募士兵，妄图以武力推翻伯尔尼州刚刚通过的新宪法，但贵族们的阴谋被揭发。瑞士各地人民终于认清了事实——贵族政党绝不会允许人民获得自由。
与此同时，深感势单力薄的巴塞尔城市州认为无力单独对付瑞士中央政府，于是便向乌里州、施维茨州、翁特瓦尔登州、瓦莱州和纳沙泰尔州求助。1832年11月，除瓦莱州之外，所有州在上瓦尔登州尼古拉·冯·弗鲁去世之地附近的萨尔嫩举行了集会。瑞士各州忘记了老圣人尼古拉·冯·弗鲁曾经的规劝，执意维持1815年维也纳会议精神，拒绝承认巴塞尔乡村州。正如油盐不进的人一样，这几个顽固保守的邦联州虽然明知形势对自己不利，却仍然无视所有现实，心存侥幸，妄图唤醒十七年前的“幽灵”[3]。
1833年3月，瑞士中央政府在苏黎世召开全体会议。“萨尔嫩同盟”[4]的代表们却脸色阴沉，无动于衷。他们转而在施维茨州私下会面，谴责全体会议为非法集会，同时表示拒不服从全体会议的决议。但瑞士全体会议仍然希望友好地解决问题，并同意于1833年8月5日进行调解，但条件是双方代表均应出席。“萨尔嫩同盟”虽然表面同意，但在私下里又提前展开敌对行动。1833年7月30日夜间，一支六百人的军队从施维茨州内城出发，攻占了屈斯纳赫特，并抓获了一些俘虏。正当施维茨州军队打算占领其他地区时，从卢塞恩赶来的一支一千人的军队将施维茨州军队赶了回去。1833年7月31日，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瑞士全体会议成员终于意识到多说无益，于是派出二十个营的兵力攻占了施维茨。不过，这支军队在得到命令之前便已经开始进军。施维茨州虽然派出了一支一千六百人的军队并配备了十二门大炮，但在奥尔利的橡树林中遭到伏击，并且伤亡五分之一。最终，施维茨州军队自食苦果，伤亡惨重。瑞士全体会议的积极措施也加速了施维茨州政府的俯首投降。1833年8月10日，瑞士军队进入巴塞尔。与此同时，“萨尔嫩同盟”宣告解散。和平再次降临。
一方面，巴塞尔城市州和巴塞尔乡村州之间的争端仍然有待解决。瑞士全体会议再次确认了巴塞尔的划分方案，确定了各个半州的公共财产份额和各自应当承担的占用费用。另一方面，施维茨州人民再次团结一致地制定了新宪法，并保证所有行政区获得平等地位。瑞士军队的良好表现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誉。1833年10月16日，自始至终都公正无私的瑞士全体会议宣告解散。
巴塞尔州虽然解体了，但造成它分裂的原因发人深省，并一直令瑞士各州引以为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瑞士各州锐意进取，从而将陈规陋习一扫而空。上至科学机构，下至普通的乡村学校，瑞士各州的教育部门都在积极开展教育工作。在不断的训练和射击比赛中，瑞士人的体魄和勇气得到了磨炼。瑞士议会也在一心一意地改进瑞士军队装备。
从1830年到1836年，因为屡次不分国籍地接纳难民，瑞士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除外交陷入困境之外，接纳难民也给瑞士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33年，在试图独立失败之后，为逃离俄罗斯帝国的魔掌，五百名波兰人逃到了伯尔尼。外来人口的涌入令伯尔尼不堪重负，深受其害。但由于其他各州都拒绝接纳这些外来人口，因此这些波兰人便一直在伯尔尼赖着不走。与此同时，伯尔尼还生活着比波兰人更令人无法忍受的其他外国人。这些生活在伯尔尼的外国人利用东道主的仁慈，并将这种仁慈视为一种保护，集中力量谋划革命，甚至弑君。1834年，部分意大利流亡者策划了一场阴谋，目的是摧毁萨伏依地区的君主制。意大利流亡者宣称意大利人极度渴望废黜国王，同时说服了一些百无聊赖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参与这一阴谋。参与整个阴谋的人都以颇具名望的波兰将军吉罗拉莫·拉莫里诺 [5]为首。
吉罗拉莫·拉莫里诺
1834年1月，化整为零的阴谋者们来到莱芒湖畔。他们分批抵达的原因首先是为了躲避监视，其次是为了拿到隐藏的武器。很快，阴谋者的真正意图暴露出来。虽然沃州和日内瓦州都出动军队阻止阴谋者进入意大利萨伏依地区，同时在日内瓦街道上抓获了部分掉队的阴谋者，但这些掉队的阴谋者又立即被一群暴徒救出。阴谋者主力继续前进，并成功地越过了卡鲁日附近的边界。
阴谋者们就地解除了几个萨伏依公国海关官员的武装，拿走了一些公款，并四处发表演说以号召人民摆脱暴君的统治。阴谋者们原本以为立刻会有成千上万不满的萨伏依人响应，结果他们的期望落空了——没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人们只是一味旁观，对所谓的“恩人”视若无睹。不久，消息传来，一支意大利王室军队正从尚贝里出发，并急行军前往萨伏依。这些垂头丧气的阴谋者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效仿将军吉罗拉莫·拉莫里诺仓皇逃命。1834年2月2日，阴谋者们全部逃回了日内瓦。日内瓦当局逮捕了参与阴谋的波兰人，并且将其他参与者遣返回家。
贵族政党仍在为1833年的失败痛心疾首，大声抨击自由派人士，并指责其在背后支持这场阴谋。因此，当欧洲各国宣布准备让瑞士对萨伏依事件负责时，贵族政党欢呼雀跃起来。撒丁王国第一个出声抱怨，奥地利帝国紧随其后，双方都要求瑞士将所有政治难民驱逐出瑞士领土。很快，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王国、那不勒斯王国，甚至连俄罗斯帝国都发出了类似的要求。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中，瑞士岿然不动。作为首府州的苏黎世代表瑞士答复外国大使称，苏黎世已征得瑞士各州同意，决定对有罪的外国难民处以流放。然而，这一答复并不能使专横的欧洲各国满意，于是，欧洲各国再次发出信函。欧洲各国的信函雨点般砸向苏黎世。不久，欧洲各国便封锁了与瑞士的商业往来，并派军队驻扎在苏黎世边境。此时，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6]表态，允许波兰人回到法兰西王国。瑞士终于摆脱了这些麻烦的“客人”。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也离开了瑞士。在苏黎世向欧洲各国承诺今后对外国难民将保持缄默态度之后，瑞士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部分瑞士人却诬蔑苏黎世的行为是懦夫行径，并要求裁撤当事大使。在议会发言中，伯尔尼和卢塞恩代表尤其咄咄逼人。一方面，自由派人士认为只有伯尔尼才能当之无愧地担任首府州，做瑞士荣誉的守护者。另一方面，保守党派则认为伯尔尼人语言鲁莽，无可救药。不久，伯尔尼州再次出事。这次事件几乎令所有麻烦卷土重来。
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
1834年6月月末，在伯尔尼附近的一处温泉疗养地，一些德意志工人升起黑黄相间的德意志邦联旗帜来为德意志邦联举杯痛饮。工人们的这一行为被大肆渲染。一些外国使节认为这是反对欧洲王权的阴谋，并纷纷要求伯尔尼予以惩处。伯尔尼本着共和精神回答道：“对我们而言，言论自由不是犯罪。既无罪，则不罚。”因此，德意志邦联使节全部离开伯尔尼市，并与伯尔尼州断交。出于对本国人民的保护，德意志邦联政府不仅禁止本国技工在伯尔尼甚至瑞士学习技艺，而且严禁本国年轻人在苏黎世或伯尔尼的所有新兴大学里学习拉丁语或数学。1835年，伯尔尼再次轮替成为瑞士的首府州。时来运转的伯尔尼也开始改变策略。伯尔尼虽然依旧恪守原则，但言辞有所缓和。最后，1835年6月，一向得寸进尺的法兰西王国大使邦贝尔伯爵查理-勒内回到了位于伯尔尼的寓所。
邦贝尔伯爵查理-勒内
1836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风暴正在瑞士的好邻居——法兰西王国国内酝酿。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曾在1792年庇护过他的瑞士表现得非常友好。1792年，路易·腓力一世刚刚逃离法兰西王国。为求自保，他不得不改名换姓，四处寻求庇护。1792年10月的一天晚上，路易·腓力一世来到赖歇瑙的一个小村庄里，然后敲了敲校舍的门，他自称“沙博·拉图尔”。在一番考查之后，人们发现这个陌生人虽然来路不明、身无分文，但多才多艺——不仅精通地理和数学，还会说英语，同时带着一口纯正的法兰西口音。路易·腓力一世立即得到了年薪一千五百法郎的赖歇瑙学校副校长的职位。没有人怀疑这个和善的陌生人，路易·腓力一世也一直保守着秘密。直到有一天，路易·腓力一世在一家小客栈里拿起一张报纸，一读之下便哭了起来。报纸上刊登着路易·腓力一世父亲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二世[7]被处决的消息。从那时起，在试图与奥地利帝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随着寒来暑往时过境迁，路易·腓力一世对瑞士的情感逐渐冷却。路易·腓力一世非但忘了他曾是政治流亡者的事实，反倒开始怀疑起那些现在受瑞士庇护的各国流亡者。(www.zuozong.com)
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二世被押赴刑场处决
巴登大公国的盾形徽章
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
其中许多曾参与萨伏依动乱的流亡者已经返回瑞士国内，并开始组建政治团体。流亡者们以“青年德意志[8]”和“青年意大利[9]”为后盾，很快便制订了入侵巴登大公国[10]的计划。瑞士决定驱逐这些流亡者，并且像以前一样要求法兰西王国提供自由通行权。在此期间，法兰西王国大使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11]对瑞士及其总统卡尔·弗里德里希·常安尔[12]进行言语侮辱，极尽威胁。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瑞士的愤慨。瑞士各州也纷纷抗议。只有“萨尔嫩同盟”成员州为有机会一雪前耻而感到窃喜不已，并且主动投票赞成卑躬屈膝地服从法兰西王国提出的一切要求。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暗中雇用了自己曾公开谴责过的孔塞伊充当间谍。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的两面三刀促使瑞士向法兰西王国政府提出申诉。作为回应，法兰西王国政府对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姑息纵容，终止了法兰西王国在瑞士边境的一切贸易，甚至断绝了与瑞士的通信往来。巴塞尔到日内瓦的通信也被切断。瑞士临危不惧地经受住了考验。在瑞士的许多州，人民自发投票反对与法兰西王国的任何来往。连得知真相的法兰西人都对本国政府的不公正行为和由此造成的诸多不便抱怨不已。法兰西王国政府不得不反思错误，解除了对瑞士持续了六个星期的封锁。暴跳如雷的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也恢复了理智，于1836年冬天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并向伯尔尼市伸出了“橄榄枝”。
【注释】
[1]天堑，指天然分界线皮拉图斯山。
[2]咎瓦尤斯之剑，又称查理曼大帝之剑。
[3]指维也纳会议。
[4]萨尔嫩同盟，指上述七个州，即苏黎世州、伯尔尼州、卢塞恩州、索洛图恩州、圣加仑州、阿尔高州和图尔高州。
[5]吉罗拉莫·拉莫里诺（1792—1849），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拿破仑战争期间，曾在俄罗斯帝国作战，后来参加了1821年意大利皮埃蒙特起义。1834年，他曾帮助波兰叛乱分子发动起义。
[6]路易·腓力一世（1773—1850），法兰西奥尔良王朝唯一的君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腓力一世参加支持革命政府的进步贵族团体。1830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腓力一世被资产阶级自由派等拥上王位。
[7]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二世（1747—1793），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之父。
[8]青年德意志，由一群德意志作家于1830年至1850年结成的组织，本质上为宣扬一种青年意识形态。
[9]青年意大利，意大利青年政治运动，由朱塞佩·马志尼于1831年发起。
[10]巴登大公国，莱茵河东岸曾经存在的一个大公国，存在时间为1806年至1918年。1803年，巴登升为选侯国，1806年升为大公国，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
[11]路易·拿破仑·兰尼斯（1801—1874），蒙特贝洛公爵，法兰西外交家、政治家。1836年，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兰尼斯被任命为法兰西王国驻瑞士大使。
[12]卡尔·弗里德里希·常安尔，1836年任瑞士总统，曾试图与奥地利帝国结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