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离岸金融法制建设策略输出

完整意义上的离岸金融法一般包括三大部分：离岸金融法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离岸金融监管法。那么，相应地，作为市场所在国的中国，在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对发生于其境内离岸市场上的离岸金融关系进行规制与协调的过程中，也需要依靠这三部分的法律制度作为规范交易和监管的标准。只不过，在具体推行上述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情况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

理论上讲，最理想的立法方式，就是制定一部《离岸金融法》，全面调整离岸金融交易关系与离岸金融监管关系，明确有关法律原则。至于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以及经常发生变化的问题，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以及规章来处理。但是，这种法制状态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首先，在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很可能会采取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比如先放开离岸货币业务再放开离岸证券业务，有关的法制建设只有跟着市场建设形势逐步开展，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其次，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之初，国家可能有一段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限制的过渡期，立法机关或主管机构也可以先制定一些层级较低的、暂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待到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时机成熟，再在清理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尽管可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但只要立法的长期策略是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那么法律规制的最优效果仍然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逐步法典化的过程，根据现实中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最终制定的《离岸金融法》具备并保持先进性。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分开，各自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相比之下比较浪费立法资源，且可能导致离岸金融法的基本原则被分割；另一种就是不集中制定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而是将它们分散到合同法、税法、外汇法、证券法、银行法等既有法律中去，也就是说主要靠修订原有法律完成对离岸金融关系的规制。不过这种选择不能完全体现离岸金融法的性质，也不利于法律的明确性，容易出现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况且由于离岸金融的特殊性，即使主要采取修订原有立法的方式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问题上另立新法，实际上根本不能节省立法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离岸金融关系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如果没有规定统一的、普遍的、抽象的法律原则，无论是对旧法的修改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另立新法都赶不上离岸金融实践的发展速度，届时法官面对具体法律规则没有规范的新问题就只能是束手无策。

纵观各国，金融制度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一般没有专门的、集中的离岸金融立法，但那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缘由的。首先，这些国家的金融法制已相对完备、适应性较强、修改机制灵活；其次，这些国家很多采用司法能动主义的普通法体系，在必要时，法官可以自己造法（做出判例），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与漏洞，甚至可以修改法律（突破先例），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而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则一般采取了专门的立法方式，相对而言这对我国是更有借鉴意义的。(www.zuozong.com)

可见，在中国离岸金融法制建设的总体策略上，最好是选择制定统一的法典——《离岸金融法》，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故而在逐步法典化的过程中，可以先制定一些低层级的过渡性规范，待条件成熟时再统一清理。未来的《离岸金融法》应该主要包括三大块的内容，即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这一法律架构能够令其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先进性，并与离岸金融关系形成有利的互动。

总的来说，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策略选择，应当是在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离岸金融试点的地区和机构，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中国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并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