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建立：欧洲航海家的开创性航行

欧洲的航海家率先把世界各主要地带连接到一起。仅此一个简单的事实便赋予欧洲的统治者和企业家以巨大的先发优势，前后获益数世纪之久。此前的欧洲远离巨大的财富流和权力中心，而今却因此掌控着人类史上最大财富流与信息流的通道。欧洲航海家之所以能够与其他世界地带实现沟通，是因为欧洲难以接触南亚与东南亚富庶的市场，也就是说欧洲人若想赢得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敢于冒险。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必须绕过占据地中海贸易圈的奥斯曼帝国势力。因此，在15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开始派遣高度机动化的轻型快船（caravels）绕行非洲西海岸，帆船上还装备了火炮。这种装有后帆的轻型快船，其灵感来自伊斯兰模型，而指南针和火炮则源于中国的发明，快船本身可谓亚非欧大陆世界地带智力协同累积的范例。至15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家已与马里帝国建立起利润颇丰的海上贸易，前者因此获得大量的黄金、棉花、象牙和奴隶，而在此前，这种货物均靠横穿撒哈拉沙漠陆地航线的驼队。

葡萄牙人的成功刺激了对手。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哥伦布说服了西班牙统治者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支持他寻求一条西向的更直接的通往亚洲的航线，就是先绕行大西洋。当时，他错误地认为，大西洋到中国的距离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赌定了他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哥伦布恰好是对的，其回报也将是惊人的。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船队到达了他称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一个小岛，位于巴哈马群岛。哥伦布至死一直坚信自己已抵达亚洲，或印度群岛（the Indies），所以称他遇见的当地人为印第安人（Indians，在英文中与“印度人”是同一个词——译者注）。也正因此，他很好奇这些人为何赤身裸体，显然非常贫困，4而没有穿着想象中的和服和丝质长袍。被哥伦布俘虏的当地人带他去了古巴，在那里总算发现了少量黄金，好歹能说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为后续的航行提供资金。哥伦布的这次航行使美洲与亚非欧大陆这两大世界地带首次开始了定期接触。1498年，在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仅6年后，一位名叫达·伽马（Vasco da Gama）葡萄牙船长就证明了：绕道非洲南端航行也能到达东南亚。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原来印度洋并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广阔，也并非是个封闭的内陆湖。

不同世界地带早期的许多次——可能是大多数——接触都充满了暴力、混乱和毁灭性。究其原因，陌生人的彼此怀疑为其一。但更重要的却是不同地带的众多差异，比如人口密度、技术水平、社会与军事组织格局，甚至还包括数千年来渐趋形成的对不同疾病的抵抗力。相遇便有赢有输，对输家而言，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最初出现含氧较高的大气层或恐龙的突然灭绝一样，上述相遇恰恰验证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即新事物常以颇暴力的形式取代旧事物，而熊彼特更是将此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命题。为数众多的社群遭破坏，数不清的人被毁灭。但这其中也有创造，因为首个全球交流网络的巨大规模使地球人的集体知识出现了协同互进的局面，因而释放出巨大的信息流、能流、财富流和权力流，并最终改变全世界的人类社会。

差不多所有的优势都在亚非欧大陆西端渴求资源的国家和帝国一边，也正是后者的舰船率先冲破了横亘在不同世界地带之间的障碍。这些国家和帝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全部优势，带着掠夺性者的欢乐和近乎无情的效率。仅在哥伦布首航后的50年内，葡萄牙人就用他们的武装快船建造了坚固的据点，把印度洋连缀成一个贸易帝国。商人和水手往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其可能获得的利润也同样是巨大的。在美洲，西班牙征服者，如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几乎瞬间掌控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文明和财富。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其实只用了很少的军队，主要是利用了两个美洲帝国内部的政治分歧。此外还有为其帮了大忙的欧洲人给美洲带去的疾病，比如天花，诸如此类的疾病造成了美洲主要帝国近80%的人口骤然死亡，而且严重破坏了当地古老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以当地人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征服者最终真的找到了黄金，使自己和自身的社会都富了起来。

西班牙征服者除了在美洲发现大量的黄金白银，还找到了可以种庄稼——比如甘蔗——的土地，那时欧洲人对蔗糖的需求正与日俱增。西班牙人（包括哥伦布自己的亲戚）此前早就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学会了如何用甘蔗制出廉价的蔗糖，即开辟甘蔗种植园，强迫奴隶劳作。这种甘蔗种植园让西班牙人尝到了甜头，于是后来在美洲大面积开垦，在获利巨大的同时，也常使用最残忍的暴力。

16世纪40年代，在现代玻利维亚波托西（Potosi）这个地方，西班牙商人发现了一座银矿。起初，银矿的经营者使用从印加人那里学来的传统强制劳役的办法开采，但这样开采的死亡率太高，所以不久便开始从非洲进口奴隶。先是由骡队把银子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Acapulco），而后在那里把银子铸成银比索（silver pesos），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货币。许多银比索漂过大西洋流向欧洲，从而拉动了当地经济，因为西班牙政府用银比索来偿还欠荷兰或德国的债务。此外，还有一些银比索乘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来到西班牙控制下的马尼拉。在此，西班牙商人和官员用银比索来交换中国商人供应的丝绸、瓷器及其他商品，而后这些商品又被贩运到美洲和欧洲，获得了巨额利润。这就是经典套利交易（arbitrage trading）。商人们总是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而后在最贵的地方销售出去，所以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而在世界最早的全球市场，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值繁荣，且对白银珍爱有加，中国经济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使其价格几乎攀升至欧洲的两倍，而美洲因为有奴隶从事白银开采又使其成本异常低廉。相比之下，高档丝绸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欧洲却极为珍贵。

只要船只能避开海难和海盗，欧洲商人及其支持者就可以在最早的全球交流网络中稳获巨大的利润，因为当时商品价格的梯阶实在是太陡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虽有开拓之功，但旋即在17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超越，后者抢占了葡萄牙人在亚洲兴建的堡垒，而后又一步步蚕食西、葡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的殖民地。

信息流沿着财富流的梯阶也在汩汩涌动，而且信息流绝不亚于财富流。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高效印刷的新方法，更是扩大了新信息流的影响。1450—1500年，差不多有1300万册图书出版，而1700—1750年出版的图书更是超过了3亿册，5这些书籍及其中存储的信息不再是稀有、昂贵的奢侈品，而成为受教育者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正如套利利润刺激了欧洲的商业一样，巨大的新信息流也刺激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

欧洲的航海家在地上发现新大陆和岛屿，在南天上发现新星座，又遭遇不同族群、宗教、国家、植物、动物等，其中有许多甚至古书上都没有记载。大量的新信息震动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科学，甚至还包括宗教，因为欧洲是新信息最先流动且流动最快的地区。新信息使欧洲的学者开始质疑古代知识，甚至怀疑《圣经》中的记载。传统的起源故事也因此遭到了破坏。在16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科学与哲学不应只依赖古书上的记载，而应像欧洲的航海家一样主动地寻求新知：“远航与游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变得日益频繁，凭此，自然界的诸多事物变得为人所知或被发现，而这种新知和新发现对哲学是一种新启蒙。”6约瑟夫·格兰威尔（Joseph Glanvill）在1661年也曾写道：“美洲还尽是秘密，秘鲁尚有诸多未知，”而所有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发现。7

正如科学革命史当代史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所言，“发现的观念实乃……创制科学的前提。”8要研究世界本身，而不只是前人对世界说了些什么。或如培根所言，我们要学会“征服自然，必先遵循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现代科学技术试图操纵整个世界的精神。在17世纪，许多学者都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即他们正经历一场知识、地理及商业的革命，而新知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1674年，英国皇家学会一位会员这样写道：“至于我们所做工作的性质，我们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绝不是要为旧居所的围墙涂上一层白粉，而是要建设一座新居。”9而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更是在这种新知中洞见了目的、意义和“进步”。人类当改造甚至“改善”这个世界的观念开始塑造科学、伦理学、经济学、哲学、商学和政治学。(www.zuozong.com)

人类的思想世界也在发生改变。戴维·伍顿对这种变化做了生动的描述。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也普遍相信魔法和巫术，相信有狼人（werewolves）和独角兽（unicorns）存在；他们相信地球静止不动，而且天体围绕着地球转；彗星预示着邪恶；而植物的形状也预示着其药用力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有，他们相信《奥德赛》（The Odyssey）是一部真实的历史。10而仅仅一个半世纪以后，在伏尔泰（Voltaire）生活的时代，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想法已非常相同。许多人开始收集或阅读有关实验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和空气泵——的书籍；他们认为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他们不再相信魔法、古代传说中的历史记载、有关独角兽的故事或（大多数）神迹故事；他们相信人类的知识会增进，甚至接受类似进步的观念。

新信息为新型知识提供了思想的真材实料。艾萨克·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就曾获得前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信息。比如，他可以比较钟摆的摆动在巴黎和在美洲及非洲有何不同，而此前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检验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接触到如此广泛和多样化的信息网络。

牛顿的成就与海外贸易和探险给欧洲人带来的一般知识大幅增加密切相关。欧洲人掌握了大量信息，连带着又增强了自信，所以有勇气从中归纳出一般规律，由此对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有了认识。这可谓是大洋知识对陆地思想家——比如艾萨克·牛顿——的馈赠。11

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财富流与信息流还有另外一重更强大的影响，就是它刺激了通常被描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对资源的商业调动（mobilization）形式的问世，这种调动是由财富与信息的梯阶驱动的。传统的统治者征调财富主要靠的是强制威胁、许诺保护或诉诸宗教、法律权威。但与此同时，在所有文明中，都有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调动大量财富。商业调动靠的是套利机制，即一地贱买，另一地贵卖；若要成功，商人必须有财富可投资，还要有信息，以知道该在哪里投资。最初问世的全球交流网络极多财富与信息的梯阶且异常陡立，所以欧洲的商人和企业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商机，商人的财富连同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到后来，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样的帝王也开始从商人那里借贷。

欧洲的统治者通常比传统的统治者——如中国明朝的皇帝——更热衷于和商人打交道，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资源有限，而且彼此间战争不断，所以统治者经常感到缺钱。统治者从商人那里借钱，自然也就乐于支持商业。这样，欧洲商人与统治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共生关系：统治者保护和支持商业，而作为回报，他们也有权从商业财富中征税和获利。这就是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这一创新，欧洲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都颇为赞赏。

欧洲各国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多种形式。俄国的伏特加酒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6世纪的俄国即已出现蒸馏技术。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这一称谓是说他残酷虐待公国的贵族）统治下的政府官员几乎马上就意识到：若能阻止农民在家里蒸馏（这倒不难，因为蒸馏需要精密的技术和大量设备），政府就可以赚很多钱，因为这样，农民便不得不从别处购买这种生活的必需品。酒之所以很快成为农民的生活必需品，是因为它能迅速改变人的神智，农民常用酒来庆祝大的宗教节日、家庭节日，以及婚礼和葬礼。但把伏特加酒带到散落在各地的数千个村庄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适合承担此任的显然是商人。因此，俄国政府与商人合作，建起了利润丰厚的伏特加酒贸易，以至到了19世纪，伏特加酒的贸易所得能够支付俄国军队的大部分军费，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军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俄国政府和社会为了从伏特加酒贸易中获取收入，实际上同时缴纳了大量的熵税（entropy tax），因为这一做法最终导致了俄国人特别喜欢酗酒。

虽然资本主义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但经济学家们却对其赞美有加，因为它同时创造了财富、激发了创新。早期许多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由资本家交易和创造的财富本质上是对压缩阳光或通过生物圈的能流的某种操控，所以很多人认同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本身也是一种能量。他们还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擅长鼓励人们在操控能源方面实现创新。这是因为商人不同于传统的统治者，他们几乎不可能赤裸裸地通过武力来调动财富（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很乐于为之）。但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使用的是狡诈（guile），而非武力。也就是说，商人一定要能够找到新的信息，即有关新商品、新市场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交易并降低成本。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想超越对手，就必须创新、必须找到新方法来调动和掌控能流和资源流。正因如此，在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更富于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荷兰或威尼斯——则直接由商人统治，所以特别重视商业。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甚至在17世纪末曾一度拥戴荷兰人做英国国王，即威廉三世（William Ⅲ）。英国政府斥巨资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用以保护其在加勒比海、北美以及后来在印度的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贸易基地和殖民地。有了海军的保护，英国政府和商人均大获其利。比如，英国人先把军火卖给非洲统治者以换取奴隶，然后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把奴隶贩卖到美洲。到了美洲，他们拿奴隶换取蔗糖、烟草和其他种植园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都特别低廉，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奴隶做劳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在种植园贱买，而另一方面却可以在英国与欧洲日渐扩大的消费市场上贵卖。英国政府因而与荷兰政府一样，变得日益依靠来自贸易的税收，包括海关收入。因此，英国政府才能够在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面向英国商人、企业家和地主实施低息贷款。到了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低息贷款还鼓励农业创新，帮助修建了运河，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马车客运体系。伦敦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而英国的商业更是蓬勃发展。

新的财富流、信息流与新式的科学知识刺激了农业、采矿业、造船及航海业、运河建设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尤其是在西欧。1500年后，财富与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原本闭塞的欧洲一隅和大西洋地区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枢纽，即财富、信息与权力全球流动的第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