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与陆机文学观分析及矛盾探讨

晋代一百多年(三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中，出现了不少的文学理论家，如陆机、左思、挚虞、李充、葛洪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当推陆机和葛洪:陆机的《文赋》奠定了古典文学理论史上的创作论的基础，而葛洪则继王充、曹丕之后对批评论有所贡献。目前学术界中对陆机研究较多，而对葛洪的理论则尚少探讨，现在我们打算对他在《抱朴子》中所表达的文学观作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我们说明一下葛洪的生平和思想。

葛洪在历史上是以宗教徒面貌出现的，但他在古典文学史上占一个位置，主要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和一个文学理论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他的生平作这样扼要的叙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少以儒学知名，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太安中，官伏波将军，以平贼功封关内侯。干宝深相亲善，荐洪才堪国史，而洪闻交趾出丹，自求为勾漏令，行至广州，为刺史所留，遂止罗浮。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约公元二九〇年—公元三七〇年) ，有传在《晋书》。”我们对此还可稍作补充。

从《晋书》卷七二本传及《抱朴子·自叙》看来，他的祖上曾在三国吴做过大官。祖父葛系做过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大鸿胪等职，封吴寿县侯;父亲葛悌做过吴的中正、廷尉等职，随吴主孙皓降晋后又做过晋的太中大夫、邵陵太守等职。这样的家庭陶冶，就促使他参加对张昌、石冰等人领导的农民义军的镇压，并因此而封侯食邑。同时，他的从祖葛玄和岳父鲍玄都爱好神仙法术，他就向从祖的弟子郑隐和岳父学习，而走上炼丹辟谷的迷信道路上去。

不过，他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家庭似乎不很宽裕。接着有八王和十六国的扰乱，生活更是困苦。他曾种过地，挨过饿。种地之余，无书可读，便徒步走到别处去借书。又无法得到纸笔，便砍柴卖钱，才能抄写。为节省起见，一张纸两面都写字，以至于别人难于看清楚。他十六岁才开始读儒家经典，同时也博览诸子百家。二十多岁以后，他立志从事著作;到四十岁左右，写成《抱朴子》。实际生活的锻炼使他在著作中除迷信糟粕外也有进步的一面。

他的著作，据《晋书》本传及《隋书·经籍志》所载，种数是很多的:有的是文学作品，如《碑诔诗赋》一百卷;有的是医学著作，如《金匮药方》一百卷;还有一部分则是宗教迷信方面的东西。此外《新唐书·艺文志》还提及《西京杂记》。这书有葛洪的跋，假托为刘歆之作，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书中“杂载人间琐事”，“意绪秀异，文笔可观”。对于古代小说的发展，葛洪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仍推《抱朴子》。

《抱朴子》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包含二十篇，外篇包含五十二篇。其中最后一篇是《自叙》，说:

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因此，隋唐各史对它都分别著录，内篇列入道家，但又不承认外篇真属儒家，故改入杂家。后代也有把内外篇一起列入杂家(如《宋史·艺文志》)或一起列入道家(如《四库全书》)的。其实列入哪一家是关系不大的，主要的是从这七十二篇中明显地反映了葛洪思想上的矛盾。

先看《内篇》。葛洪在序言里说:“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由此可见内篇主要谈长生，与其归之先秦的道家，不如说和神仙家相近。所以他一面侈谈丹药和符咒，一面又指责老子“泛论较略”，批评庄子“永无至言”，他们都“去神仙已千亿里”。(《内篇·释滞篇》)这种迷信的著作本来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正如范文澜同志指出的，“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黄白篇》里，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开化学的远源;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语，《抱朴子·内篇》可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我们对《内篇》基本上是否定的，不过这些少数的科学史材料却也告诉我们，在这位道教徒的思想上，还有可取的因素。

再看《外篇》。葛洪曾说:“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内篇·释滞篇》)可见他所谓“外”，就是指以儒学治国的问题。既然他还关心国事，必然要反对鲍敬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诘鲍篇》)的论调。有人认为葛洪误把鲍敬言当作道家来批判，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偏见”。其实鲍敬言虽然能够痛快地揭露统治者的罪行，但同时也的确发挥了《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第十八章)和《庄子》“机心生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天地篇》)等等消极论点;葛洪用社会进化思想来驳斥鲍正言的复古主张，也有正确的一面。正因为他从社会进化观点出发，要求以儒学治国，所以他能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极力推崇王充:“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王生学博才大……事义高远。”(《外篇·喻蔽篇》)有人认为他“曲解王充的思想……以达到豪族地主的救死存生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一篇和《论衡·自纪篇》对照一下，就知两人的论点基本上是相近的。后边谈到葛洪的文学观点时，更可以看出两人相同之处。所以他批判汉代，列举各种丑恶现象，其中就有“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与“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外篇·汉过篇》)正如范文澜同志所指出的，他的《外篇》实际上“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

葛洪的世界观中有显著的矛盾。我们如果恰如其分地分析这个矛盾，“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在今天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其次我们研究一下葛洪对文学的基本观点。

在《抱朴子·外篇》五十二篇中，讨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里边如《钧世》《尚博》《广譬》《辞义》《文行》等篇，则常常牵涉到文学的问题。他在文学方面的讨论，提出的论点也是很广泛、丰富的，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一点，乃是他的文学发展观点。他深信文学是后胜于前的，所以坚决反对崇古非今。

这种进步的发展观点，是贯串在各篇中的。例如他在《尚博篇》末段曾雄辩地说:

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连城之珍，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虽有拟断之剑，犹谓之不及欧冶之所铸也;虽有起死之药，犹谓之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谅有以而然乎？

葛洪的笔锋饱和着情感，显示出他对这个论点是深信不疑的。

他为什么深信不疑呢？他的论证是多方面的。他先从宇宙间一切事物说起，指出后胜于前是一条普遍原则: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之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 (《钧世篇》)

这和他在《诘鲍篇》中指出“鸟聚兽散，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结草斯服”的古代，远不如“庇体广厦，粳粱嘉旨，黻黼绮纨，御冬当暑”的后代一样。把这一条普遍原则运用到文学领域里来，他认为:

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举条可以觉焉。(《钧世篇》)

对于这里所举的具体的作品，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辞赋比《诗经》进步，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详后)。但是从贾谊的《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一直到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乃至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等，无论就叙事、写景的详尽、细致看，或就抒情、说理的委婉、透辟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比起简单朴素的三百篇来，后代的优秀的辞赋是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提高的，正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作品远远超过《尚书》中的文章一样。所以葛洪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葛洪所谓今胜于古，有时只着眼于表现手法方面，这是他的不足之处。有时也联系到思想内容上去，例如:他指出罽锦胜于蓑衣，是因为罽锦不但“丽”而且“坚”;指出辎胜于椎车，是因为辎不但“妍”而且“牢”。这里显然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所以他比较“今诗与古诗”的时候，首先强调二者;“俱有义理”，然后才讨论“盈于差美”的问题。(《钧世篇》)由此可见，如果“今诗”缺乏“义理”而仅仅在形式的“美”上超过“古诗”，那么他不一定还认为“今诗”胜于“古诗”的。

既然文学作品的确今胜于古，那么为什么还有不少人迷信古人诗文呢？葛洪认为主要由于庸俗评论家大都是“信耳而疑目”的:

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乎冗散。此盖叶公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也。(《广譬篇》)

他们既然“信耳而疑目”，缺乏独立判断能力，自然只有依靠所谓“圣人”了:

然时无圣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骋骅骤之迹于千里之涂，编近世之道于“三坟”之末也。拘系之徒，桎梏浅隘之中，挈瓶训诂之间，轻奇贱异，谓为不急。(《尚博篇》)

当代作品还没有“圣人”来吹嘘，于是一般人便都认为没有价值了。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就是这些庸俗评论家看不懂古书，被吓倒了，不免拜倒于古人的脚下，误以为:

古之著书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以此易见，比彼难晓，犹沟浍之方江河，蚁垤之并嵩岱矣。故水不发昆山，则不能扬洪流以东渐;书不出英俊，则不能备致远之弘韵焉。(《钧世篇》)

把难懂的古书当作高不可攀，这在后代是很多的，就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葛洪驳斥道:

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同上)

这些论证有事实作根据，所以是驳不倒的。

但是葛洪虽然反对崇古非今，却并不把古人一笔抹煞。他认为古代作品还可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材料。《钧世篇》里说:“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他指出，在这个“山渊”里边，有不少的“东瓯之木，长洲之林”，有无数的“云梦之泽，孟诸之薮”，对今天是很有用的。不过这只是材料而已，还不能把“梓豫”就当作“大厦之壮观，华屋之弘丽”，也不能把“鱼肉”就当作“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当然，这些大厦、华屋、盛膳、嘉味的获得，还有待于后代的作家。这样，他既不迷信古人，也不排斥古书。这种论点，在一千六百年前，是很难得的。

再次我们看看葛洪从这个进步的发展观点出发，怎样对待批评和创作上的种种问题。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社会意义、民间文学的估价等问题的看法。(www.zuozong.com)

正因为葛洪不迷信古人，所以他敢于推翻传统的重德行轻文章的观点。在《尚博篇》和《文行篇》里都有这样的议论: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文之体略可得闻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是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

这里措辞显然有偏激之处，但葛洪坚决反对贬低文学的巨大作用，大力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还是正确的。他在《尚博篇》中热情歌颂汉魏以后的作品，认为它们都是“义深于玄渊，辞赡于波涛，施之可以臻征祥于天上，发嘉瑞于后土，召环雉于大荒之外，安圜堵于函夏之内，近弭祸乱之阶，远垂长世之祉”。他用作文学后胜于前的论证，正是在于这些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如果不能起这种积极作用，那么根本不需要这种作品了。他说:

不能拯风俗之流遁，世涂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苗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篇》)

坚决反对崇古非今的葛洪，在这里居然置今诗于古诗之下，更可看出他之所以深信文学后胜于古，也因为后代文学作用有超越前代的可能性存在。

同样，葛洪不迷信古人的结果，使他敢于纠正传统对于民间文学的忽视。《尚博篇》说:

古人叹息于才难，故谓百世为随踵;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是以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鞫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

葛洪在这里虽然对民间创作的估价还和我们今天的看法有一定的距离，但他已初步认识到“闾陌之拙诗”也可以“助教”，表面上好像“不足观”的“小道”也可以联系到古圣王的《韶》《濩》上去的。

第二是关于创作问题的看法。

葛洪既然主张文学后胜于前，所以就强调作品内容的独创性。他在《喻蔽篇》里为王充辩护时，就引用了这一句古话:“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由于重“作”轻“述”，所以他对“子书”估价很高，而在《尚博篇》里反对“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其实他自己也是“贵爱诗赋”的，在这里却置“子书”于“诗赋”之上。这一方面因为这里指的是“浅近”的诗赋，一方面还因为他和王充一样地重视“胸中之造”，认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篇》)他强调独创性的理论根据是:

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瀁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辞义篇》)

他认为作家的才华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彼此的作品应该不同。有了“英才”，就可以在作品中具有“罕觌”的义了。(《辞义篇》)而且也只有作品富有独创的内容，文学才真能做到后胜于前。在强调独创性的同时，葛洪还主张语言必须通俗易晓。《钧世篇》里说:

书犹言也，若入谈语，故为知音;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

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文隐而难晓”是作者“才大思深”的表现，而作品的“露而易见”乃是作者“意浅力近”的证据，所以他才大声疾呼地要求“情见乎辞，指归可得”，才坚决主张用“易晓”的语言来表达独创的内容。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葛洪也注意到二者应该兼顾。他在《辞义篇》里指出: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繁华暐晔，则并七曜以高丽;沈微沦妙，则侪玄渊之无测。人事靡细而不浃，王道无微而不备。故能身贱而言贵，千载弥彰焉。

这里既说明了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不能偏废，也说明了内容方面除独创性外还要求做到“申诫广喻”，语言方面除通俗易晓外还要求“鲜泽”而不烦冗。只有这种双方都完善的作品才能“千载弥彰”。

第三是关于批评问题的意见。

葛洪反对崇古非今，所以在批评上很注意追求客观性，力避主观偏见。他说:

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辞义篇》)

他认为若要做到正确地评论作家，必须评论者自己努力提高素养，否则无法领会到作品的深处。他又在《尚博篇》里说:

或有汪濊玄旷，合契作者，内辟不测之深源，外播不匮之远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绎也妙，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凝阂于一涂之逼促。是以偏嗜酸咸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

他告诉我们:不但要避免“偏嗜”，还要加强“用思”，否则不能成为“知音”，而只是一个“唯见能染毫画纸者便概之一例”的“俗士”。我们可以说，他自己的后胜于前的文学发展观点，就是他自己批评理论的实践。正因为他能抛弃偏见，认真深入作品，才能公正地评价古今作家作品，而不致陷在迷信古人的保守观点中去。

最后我们估计一下葛洪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很明显，他是上继汉魏，下开南北朝，而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和贡献的。

在葛洪的先行者中，他和王充的继承关系比较密切。王充在《论衡》里对于写作方面曾提出不少卓越的论点:他一再反对“论好称古而毁今”“俗儒好长古而短今”(《须颂篇》) ，认为应该“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超奇篇》) ;他又强调作品要有独创的内容，要求“发胸中之思”“论发胸臆”(《佚文篇》) ，而反对依傍前人，因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自纪篇》) ;同时他还主张语言要通俗易晓，认为“文字与言同趋……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同上) ，而贬斥“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的辞赋(《定贤篇》)。这些进步的见解，葛洪基本上都接受下来，加以发挥。而且王充仅泛论一般著作，可是葛洪却比较侧重于文学方面。这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

葛洪以后，文学理论家渐渐多起来了。其中比较杰出，而在论点上和葛洪有一定渊源的，当推刘勰。不过刘勰显然代表理论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级，在王充、葛洪的影响下又前进了一大步，对文学各种问题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例如刘勰对于“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文心雕龙·知音》)的批评，显然是继承了王充、葛洪的进步观点的;但他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原则，既反对崇古非今，也反对“竞今疏古”，认为这样才能创造出“颖脱之文”(《通变》)。又如对于语言风格问题，刘勰一方面指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笔为言使，可强可弱”(《总术》) ，很重视“辞直义畅，切理厌心”的“显附”的作品(《体性》) ;但一方面也不忽视“博喻酿采，炜烨枝派”的“繁缛”之体(同上) ，强调一切文章“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情采》) ，认为“谓繁与略，随分所好”(《镕裁》) ，而主张风格多样化。在承认青胜于蓝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青出于蓝，所以葛洪对于刘勰的启发作用还不能抹煞。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抱朴子》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了。葛洪把古代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某些进步理论，更明确地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里来，从而提出文学后胜于前的发展观点，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对文学批评与创作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成为伟大文学理论家刘勰所继承的主要理论遗产之一。一句话，《抱朴子》是从《论衡》到《文心雕龙》中间的桥梁。

当然葛洪在文学理论上的承前启后的关系，不限于王充、刘勰两人;《抱朴子》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这里不细论了。

同时，由于葛洪本人思想上的矛盾，他的文学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点上:

第一，他虽然有时也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但有时却不免侧重形式方面。例如他在《钧世篇》中说明文学后胜于前，就指出后代作品比前代更“艳”、更“壮”、更“汪濊博富”。这主要是指辞藻和表现手法方面，而与思想内容关系较少。他虽基本上反对当时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文风，但有时仍不免受到这种不良风尚的影响。

第二，出于上述原因，他对某些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偶有不恰当处。例如陆机是一个有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显著倾向的作家，而他对陆机却推崇备至，一则赞美“其辞之富，虽覃思不可损”(《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抱朴子》佚文) ，再则认为“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北堂书钞》卷一〇〇引佚文)。在《钧世篇》中，他甚至说夏侯湛、潘岳的《补亡诗》超过《诗经》本身，这显然是错误的。对于汉赋，他也有评价偏高的缺点。

第三，他论及作品内容时，专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出发，强调文学为封建政教服务。例如他在《尚博篇》中认为汉魏作品“可以臻征祥于天上，发嘉瑞于后土”，这是比较腐朽的见解。那么，《辞义篇》中所谓文学可以“拯风俗之流遁，世涂之凌夷”，也未必是从人民利益着想。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和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相同的毛病。

这些都是葛洪文学观中的糟粕，我们应该剔除。不过，就总的方面看来，他的贡献是主要的，因而他在文学理论史上的位置应该是肯定的。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