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世菩提：莆田木雕影响现代夹纻造像

地域环境影响着艺术家的审美取向、艺术面貌、艺术风格，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漆艺的创作内容。漆艺艺术创作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有着异彩纷呈的风格。而福建倚山面海，风光绮丽、文化发达，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根植于这块沃土上的福建民间工艺就经过历代传承而蔚为大观。相对于福建的现代漆艺家来讲，福建不同艺术门类在不自觉间影响着漆艺家的创作，其中对夹纻造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就有莆田木雕。

民俗性

莆田地处福建中部，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其工艺美术发展更是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莆田木雕工艺发端于唐宋，繁盛于明清二朝，凭借着独特的明快线条和雅致清凝的造型而扬名于世，被称为“中国四大木雕”之一。木雕匠人们以木雕佛，在木头的原始形态中注入主观情思，创造出浑然天成的传统木雕工艺，其发展与变革既是工匠艺师们自我的偶发性的纯粹表达，也反映了大众的生存经验和民俗文化中的理想憧憬。

众所周知，福建的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向前追溯可至春秋闽越族时期。莆田于唐武德五年开立县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佛教也达到了盛极。《仙溪志》记载：“晚唐以来，地有佛国之号。”^[7]佛教文化在兴化地区的广泛传播带来佛塔寺院的广泛兴建，从客观上推进了莆田木雕的发展。

莆田地处福建中部，在思想上深受北方正统孔孟之道的影响，在民间信仰上又杂糅着特殊的地方鬼神崇拜。据道光年间编撰的《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人好鬼，习俗相沿。”^[8]莆田民间信仰的盛行具有复杂及区域独创的特性。

龙女成佛浮雕（局部） 高307cm

作为福建地区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地方，莆田自唐起就兴建庙宇佛堂道观僧院，由此带来的宗教造像和庙宇装饰对木雕工艺有着极高要求，木雕将人们塑造了具有福建造像特色的经典的护法神、四大金刚、观音、菩萨和、罗汉等题材作品，作品衣褶关系清晰，不拖泥带水，整体雕刻线条抑扬顿挫富于韵律，大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气度，极具艺术感染力。

护法神龙浮雕（局部） 长420cm

莆田木雕发展至明代，专于佛像、装饰雕刻的艺人已经很多，清代更是出现了如游伯环、廖明山、廖熙等雕刻名匠人，莆田木雕中的仙佛造像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和创作队伍。近代以来，莆田木雕艺人最早是以接受委托的方式生产经营。他们走街串巷，凭借技艺接受宫庙、富豪宅院主人的委托，生产制作木雕作品，以此谋生。再往后，莆田木雕经历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和经济转型期的生产三个阶段，从分散的民间家庭作坊生产发展到当前上千家企业的规模生产。期间产生了多位莆田木雕非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莆田木雕艺人支撑着莆田木雕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出口创外汇具有重要作用，也在地域传承方式变迁和转型的同时，对生长在福建的夹纻佛造像创作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笔者多年来在现代夹纻佛造像创作中的实践历程就可以一窥莆田民俗雕刻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艺术语言改造。祖父陈锦洪是民间木雕艺人，曾在1957年进入莆田工艺厂担任技术员，主要雕刻仙佛题材的木雕造像作品，用以出口创外汇。父亲陈清涛在跟随祖父学习木雕泥塑仙佛造像的基础上，也会向莆田地区的其他名艺人学习，对仙佛造像雕刻有着自己的心得。从小生长在雕刻文化极为浓厚的莆田雕刻家庭，笔者对莆田地区仙佛雕刻的民俗风格耳濡目染，这种影响被转化到了日后的现代夹纻造像作品中，如《念珠观音》《鱼篮观音》《大势至菩萨》系列作品都清晰可见莆田木雕佛造像中繁复华贵的民俗气息。

人文性

浓郁的民俗信仰从一个方面造就了莆仙两地民间绘画和木雕工艺的繁荣景象。说到底，莆田木雕工艺最终成型的美学气质和审美取向得益于莆仙大地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土壤的浸染与渗透。福建自古以来文化底蕴十分丰厚，书画文学的发展更是活跃，历朝历代皆有书画名家涌现，明清二朝书画艺术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文人画与商品画交相辉映，以莆田曾波臣、吴文中为代表的人物画画家在宗教人物造像、人物形象刻画、笔法线条处理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后世莆田木雕工艺中一部分以人物圆雕为主的雕刻家的雕刻风格、表现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民初，仙游画派的代表人物李霞、李耕、黄羲等人在吸收同为闽地画家的上官周、黄慎的传统笔墨章法后自成一派，形成了具有莆田地域特色的古典人物绘画风格。(www.zuozong.com)

祖父 陈锦洪

父亲 陈清涛

飞天 长160cm

飞天（局部）

飞天 长160cm

由于众多画师画匠的介入和参与，民间绘画和木雕工艺这两种艺术样态开始融合，绘画的图像形式、艺术追求以及有意的美学探索开始反哺于木雕工艺，使莆田木雕的创造性和艺术表现力获得了进一步提升拓展的空间。如李耕将水墨写意的情趣与工笔重彩的谨严相结合，在工细的体格中蕴涵写意的韵律，用笔灵动，汲取古人流畅之长，以行草笔意入画，劲利多变，人物形象适当变形，皆前所未有，也无侪类，极具夸张意味的艺术安排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视觉张力，令人过目不忘。李耕在潜心绘事的同时好作黄杨木雕像，其刀法老辣，衣纹褶皱变化无方，发自由心，跃然像上。其造像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国画“取舍”“向背”的传统，形神兼备。国画中的笔简意远、率真韵味在其木雕作品中得以表现。而作为李耕门生的黄羲所作人物画中仙佛、历史人物的形象与动势风格，在中国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方文桃先生的作品《达摩东渡》《降龙罗汉》中亦可找到影子。莆仙大地上的这些书画名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以自觉的艺术创新不但迎合了中国近现代新兴的市民阶层精神形态，也为拘泥古法、不知往何处去的木雕工艺发展开拓新的思考门径，他们的画本成为后世莆田木雕宗教、人物题材创作的形象范式摹本。

造物思想与造物技巧

莆田木雕作为一种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它“精微透雕”的传统审美取向是木雕工艺世代沿袭、得以传播发扬的原生动力。莆田在福建木雕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清代发展形成了“精微透雕”技术风格，近现代将其继承和发展。所谓“精微透雕”即综合运用浮雕、透雕、立体圆雕等技巧，使作品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其精湛技艺，尤其表现在仅在方寸之间雕刻或复杂或宏大场面。为了满足物质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了顺利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百姓们总是通过一些艺术样态来表达对吉祥如意生活的向往，对生命充盈完满的追求。中国各地的民俗文化提倡乐生之美，以生为乐，追求现世满足。

清代，国力的强盛带来风气的转变，莆田木雕技艺向观赏文化转变，对木雕工艺的提高正是出于陶冶情操、格物致知的个人意趣，是一种雅道乐生的表现。自彼时起，莆仙两地私宅民居建筑装饰渐趋于奢靡、繁琐，许多富商、侨民追求精雕细琢的视觉效果。这种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催生了“雕花师父”们大显身手。在府邸的主要部位，如厅堂、门楼、匾额、山墙和藻井各处皆体现着莆田木雕艺人精雕细镂的匠心天工。如仙游度尾镇明朝尚书郑纪故居的木雕装饰，古朴典雅，自然流露着风雅和气韵。莆田地区民居建筑中的雕刻工艺建立在市民阶层崛起的基础上并得以发展，其本质是莆田繁荣的民俗“乐生感性”文化。莆田的工匠艺人们感应着民间百姓的“乐生”需求，用他们高超的艺术创造在这些民居建筑上留下了精湛的“雕花”技艺，成了活跃于八闽大地木雕技艺上鲜活、生动的历史范本。

飞天（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