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明代朝鲜使臣之行动

自汉代以来，东亚诸国与中国的官方交往，大都“循海岸水行”，沿海岸线经庙岛群岛往来，这是古代最安全、最便捷的一条航线。《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新唐书•地理志》都记载了这条航线。来自东亚诸国，包括朝鲜半岛的使者，走这样一条航线，无论是经今蓬莱、龙口一带登陆，走陆路到中国的都城，还是经庙岛群岛到达山东半岛北部沿海继续沿海岸线西行，都要经过掖县，即今莱州一带。加之自西汉至南北朝时期，掖县多是东莱郡、光州治所，往来中国的东亚诸国使臣需要到这里办理出入关手续，并会见当地官员，掖县也就成了这一时期东亚诸国与中国往来的重要通关口岸。

北魏时，胶东半岛设光州，光州辖东莱郡、长广郡、东牟郡三郡。光州州治，东莱郡郡治均在掖县城。光州是当时北魏朝廷与东亚诸国交往的重要中转站，甚至高句丽(首都平壤)与中国南朝的交往也经光州。《魏书•高句丽传》记载:

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正光(520—525)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于京师。

“高祖”，即北魏孝文帝。“琏”，即高句丽长寿王巨琏。“萧道成”，即南朝齐高帝。“萧衍”，即南朝梁武帝。

当时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既与北魏保持着官方往来，接受北朝的册封，又接受南朝政权的册封，引起北魏的不满。高句丽与南、北朝往来，都要走海路经光州。如果走陆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北部有契丹阻隔，所以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往来习惯了经光州一带进出中国大陆，即使当时南北朝对立，高句丽也经光州南下与南朝往来，所以，就有了北朝劫持高句丽派往南朝使者的事件。(www.zuozong.com)

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中国南、北朝的往来尚且走海路，从光州进出中国大陆，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和东南部的新罗国与中国的交往，更要经光州从海上往来，加之百济国、新罗国都与北部的高句丽处于战争对立状态，所以，百济国、新罗国与中国的交往只有走海路了。如《魏书•百济传》记载:

延兴五年(475)，使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褒其诚节。安等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

“安”，指北魏出使百济的使者邵安。“余庆”即百济国王。“东莱”指光州所辖东莱郡。

北魏使者“从东莱浮海”去百济，这里的“东莱”就是东莱郡治所掖县一带沿海。这说明了北魏王朝与百济国的交往是从光州东莱郡掖县一带出海的，再次证实了光州应是北魏时期与朝鲜半岛南部往来的主要通道。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国是在辰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前面提到，新罗国后来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南北朝时期，新罗国还属于势力较弱的国家。《梁书•东夷列传》记载，由于新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521)，……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新罗国是随着百济国往来于中国的，百济国往来中国，“从东莱浮海”，新罗国必定也是经今莱州往返。这说明，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是路经莱州与中国保持着官方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