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剧本概况的分析介绍

第七节　第四种剧本

一、概况

当时接连不断出现的文艺批判运动，给当代话剧的发展造成了无形的阻力；特别是对话剧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政策的要求，更使话剧无可奈何地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致使这个时期的话剧——尤其是多幕剧，虽然数量不少，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属于上乘的佳作并不多，精品更是微乎其微。这种状况到1956年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时到达了顶峰。大会之后，中国作协举行了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并将公式化、概念化作为“违背现实主义逆流”加以抨击，使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5月，毛泽东主席在国务院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主自由的空气带给了戏剧家以新的创作环境。从1956年春天开始出现了“第四种剧本”，相继出版发表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王少燕的《葡萄烂了》、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鲁彦周的《归来》、李超的《开会忙》以及老舍的《茶馆》等。

1957年6月，刘川在《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布谷鸟又叫了》的文章，题目就叫做《第四种剧本》，于是上述的创作被统称为“第四种剧本”。

刘川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观众、批评家和剧作家自己都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布谷鸟又叫了》“完全不按阶级配方来划分先进与落后，也不按党团员、群众来贴上各种思想标签”，“作者在这里并没有首先考虑身份，他考虑的是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独特形态”！

然而，从1959年起，这些剧本就被宣判为是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尤其是《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和《洞箫横吹》，更是惨遭厄运，棍子越打越重，帽子越扣越大。姚文元发表了《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给这些剧本罗织了种种罪名，打成了大毒草。虽然1962年春天，在广州全国话剧座谈会上为这些剧平了反，但是，十年动乱时期，作者和为这些剧本公正地进行评判的批评家又遭到了更不公正的打击，甚至被关押、迫害致死。

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以《三个剧本二十年论争》为书名再版了上面3个剧本。在编辑说明上写道：“……是50年代创作的3个有较大影响的话剧剧目。作者勇于探索，大胆地突破了当时话剧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受到观众欢迎……为了总结我国话剧创作的经验和教训，继续探讨有关话剧创作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寻求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规律，我们重新出版了这3个剧本。”

二、《布谷鸟又叫了》

（一）演出情况

编剧：杨履方。4幕6场话剧。正式发表在《剧本》杂志1957年1月号，1957年4月19日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导演黄佐临，“布谷鸟”由谢德辉扮演。

黄佐临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风格要求和艺术处理是：“给那些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的人以有力的嘲讽，赞扬诚实正直的青年，歌颂人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提出的最高任务是：“解决不关心人的问题，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生产，是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11]

随即，该剧被改编成歌剧、戏曲等剧种，在全国各地上演，2年间共累计演出了145场，最后还被搬上了银幕，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称赞，被公认为是一部优美的、洋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

（二）剧情大意

1956年初春的一天，江南村落的某农业合作社的青年农民们个个不甘落后，挖河泥积肥料，但各人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雷大汉看着公分挑担子，记1个公分就挑一百来斤，记3个公分就挑250斤；孔玉成不放心妻子妇女主任的工作，自己承担了青年队长、团支书和妇女主任的工作，结果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哪样也没干好，眼看着怀孕的妇女抢着担河泥，他因无从察觉而不知道；男社员们瞧不起女社员，童亚男带头跟他们打嘴仗；马大婶和雷大婶看不惯青年人男男女女地混在一起干活，说三道四。收工的时候，青年们一致要求“布谷鸟”童亚男唱歌，并拉来了申小甲跟她一起唱，引起了正跟亚男谈对象的王必好的极大不满，他告诫“布谷鸟”，在群众面前要行为检点，作风正派。雷大汉一路气汹汹地追堵来开妇女会的媳妇童亚花，并脱下鞋要打，被童亚男夺下。雷大汉警告媳妇，说有本事别回来，童亚花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去。申小甲告诉童亚男明天他要去拖拉机训练班学开拖拉机，童亚男也非常想去，她不知道本来组织是决定让她去的，可王必好以如果童亚男跟申小甲去后影响他俩的关系为由，硬让孔玉成哄骗方书记，说是她自己不愿去，并给童亚男订出5个不准，其中有“不许跟青年男人单独谈话”、“马上跟我结婚，发誓永不学拖拉机”。他还给童亚男规定人生的目的就是在家里给他生孩子，带孩子，管家务，建设他所谓的“模范家庭”，童亚男气愤地撕掉了“规划”。雷大汉在母亲的唆使下以打的方式管教媳妇，童亚花无法容忍跑回自己的家。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雷大汉终于认错来接媳妇回家；王必好还是认为童亚男思想作风不好，看见她跟别人一块儿唱歌、跳舞、演戏，王必好的心就像锉子锉一样、锥子刺一样、刀子割一样。他以组织名义压制她，甚至偷拿了申小甲的日记来作童亚男作风不好的佐证，童亚男决定与他断绝恋爱关系，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她被开除团籍。方书记了解了此事，狠狠批评了孔玉成，撤了王必好的副团支书职务。申小甲学习归来，意外地获得了童亚男的倾心，当第二期拖拉机培训班开班时，童亚男得到了机会，申小甲由衷地为她高兴，两人齐唱《风吹杨柳水上飘》。

三、《同甘共苦》

（一）演出情况

编剧：岳野。5幕7场话剧。1956年4月，由华南话剧团首演于广州，1956年7月中央实验话剧院以此剧目作为建院“打头炮”剧目演出。导演孙维世，舒强扮演孟莳荆，刘燕谨扮演芳纹，于蓝扮演华云，熊塞声扮演孟母，张平扮演展玉厚，演出获得成功。1956年10月《剧本》刊发了此剧，接着，全国各地剧团争相上演。

11月30日，《剧本》月刊在北京召开了有5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大家一直认为，剧作大胆地突破了许多条条框框，以细腻的风格、深邃的笔触刻画人物，打破了按一定模式写“好人”或“坏人”，写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现了生活的多彩和复杂。

（二）剧情大意(www.zuozong.com)

华云随丈夫、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莳荆刚从浙江省调到华北某省城，这天，忙完小女儿转学的事情，回到家中，等丈夫回来吃晚饭。这时，华云的大表姐张兰娥找上门来，并带来了几年前曾拼命追求华云的老同学梁上君。梁上君现在在某报馆当编辑，同时还搞创作，小有名气。他今晚特地请张兰娥去看话剧。两人说着告别了华云。当女儿孟华等不及爸爸吃完饭后，孟莳荆回来了。他不仅已经在外面吃了饭，而且马上还要看急件，令华云十分生气，但也无奈。她开始向丈夫诉苦，说自己不愿意在医院里搞行政，只想当医生。孟莳荆处理完急件，从兜里掏出他娘从金平县桐林村寄来的信，信封里有一张上中学的儿子照片。原来孟莳荆曾经和农村的“封建老婆”生有一个儿子，离婚后和华云结的婚。信上说他娘要来看看儿子一家。正说着，门外传来了老太太的声音，没想到他娘这么快就来了，还带来了“封建老婆”刘芳纹。该睡觉了，孟母硬是拉芳纹和她睡一张床，华云看出孟母“好像让大小老婆一块过似的”，很不高兴。孟莳荆这才告诉华云，当初和芳纹离婚之事一直背着母亲。孟莳荆责问芳纹不该来，可刘芳纹却理直气壮地说，她来是为了打听合作社的事情。孟莳荆非常有兴趣地听办社和散社的情况，连华云来催他睡觉也回绝了。华云只好有泪往肚子里咽。3天后，孟莳荆带着刘芳纹终于见到了王部长，可王部长已经在此之前会见了乡下的周县长，在偏听偏信的情况下，要以刘芳纹的社为反面典型。孟莳荆跟部长吵了一架，说部长“仗着官架子压人”，并决定和刘芳纹一起下乡。孟母还是不清楚儿子和儿媳的事情，她劝华云住到乡下去，和刘芳纹以及孟莳荆一起过日子。华云终于忍不住告诉孟母他儿子早就和刘芳纹离婚了。孟母听后如遭惊雷，说刘芳纹是她的“孝子”，骂儿子是“没良心的陈世美”。华云见状，告诉孟莳荆“咱们各走各的路好啦”。孟莳荆没想到华云会这么做，说道：“想不到你这么不懂事，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年啦！你是白活啦？”说完提起箱子去追刘芳纹。孟莳荆下乡2个月后，一直没有给华云一封信，华云很是失望。张兰娥怪梁上君对待爱情像儿戏，而梁上君却说他是受害者，一生爱过两个人，一个是华云，被人抢走了；第二个是女子主动，没曾想被那女人耍了。他约华云来做客，告诉华云说自己也下乡采访去了，见到孟莳荆与刘芳纹已“破镜重圆”。华云伤心至极，决定和孟莳荆离婚，带着女儿回南方。这时，孟莳荆却从乡下赶回来找华云，并说自己在乡下得了一场大病。大病期间反思再三，觉得自己不是真的懂得生活，在感情上怠慢了华云，请她原谅，想接她娘儿俩到乡下去看看。可华云偏听偏信，决不去做“小老婆”，两人吵翻了。两个星期后，梁上君在张兰娥的家里请朋友吃饭，想借朋友们的闹剧促成自己和华云的恋爱关系。华云不干了，她气愤地打了梁一个耳光后而离去。孟莳荆在乡下拼命工作被误解，组织上来人向华云调查，华云深知孟莳荆的为人，左右为难，只好去北京找老首长帅剑辉。老首长一针见血地提醒华云：爱情应该建立在同甘共苦的生活基础上。华云来到了乡下，没曾想撞见了刘芳纹，一番恳谈后，华云说自己不配做孟莳荆的妻子，而让芳纹再爱孟莳荆。这是不可能的，芳纹已经下了决心和村子里“同甘共苦”的展玉厚好了。孟莳荆从北京回来了，从老首长的妻子口中知道了一切，两人和好了。正在此时，老首长也来了，他带来了好消息，孟莳荆已经被提升为部长。当着众人的面，孟母认了展玉厚为干儿子；女儿孟华扑进爸爸的怀里。

四、《洞箫横吹》

（一）创作背景

《洞箫横吹》最早完成的是电影剧本，时间是1956年，随后改编成4幕7场话剧，发表在《剧本》第11期上。

从1953年到1955年，海默访问了很多个东北有名的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在那里他发现了两个共同点：

1.每个地方都集中了大批干部，区、县、省乃至中央的领导干部，他们辛辛苦苦地做着创造典型经验的工作，若干有名的劳动模范被树为标兵，农民生活提高了，看到了社会主义合作社制度的优越性。

2.在这些有名的社会主义旗帜和灯塔周围，还存在大批贫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合作社社员的生活悬殊很大，人们打趣为“灯下黑”。他们急欲办社，但领导培养出来的典型干部们苦于无力掌管，不相信群众自己能办好社，同时担心群众办社出了问题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百般阻止，然而农民开始偷偷地照着那些典型经验办起了黑社（又叫自发社）。

“直到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合作社高潮已经到来之后，使中国的历史在一年之内改变了一整个时代。”^[12]

（二）剧情大意

1954年8月辽中平原的某村。这天一大早，久病未好的刘母的大儿媳王凤霞就来催婆婆还300元钱，并劝说婆婆还不起就抵押掉房子。刘母不干，决定把一件留给自己送终的皮袄卖掉还钱。她刚出门，一复员就马不停蹄赶回来的儿子刘杰背着背包和他自己做的一支洞箫赶到了家门口，正碰上两小无猜的村支书杨万福的女儿团支书杨依兰，他一下子红了脸，杨依兰却大方地说她知道他要回来。这时，县委书记安振邦路过发现了刘杰，鼓励他说西村正准备转高级社，要选他当生产队长，“不到两年我保证能让你上北京见毛主席去！”一群姑娘围住了刘杰，抽出他的洞箫问是什么东西？刘杰回答是“寒暑表”，高兴的时候，横过来当笛子吹，不高兴的时候，竖着当箫吹。刘母终于回来了，见到儿子，她一肚子的委屈。原来病了大半年，土改分给家里的果实又都一点点儿地卖出去啦，哥哥也分了家出去住了。刘杰内疚并安慰母亲说自己带回来300元钱，少一半给母亲治病，多一半入社，可母亲却让他把钱全部给了嫂嫂，刘杰气愤地问是谁放的这么大的利债。还了钱，看到家里一贫如洗，刘杰准备挑点菜到集市上去卖，换点粮食。这时，村里的几个穷互助组的农民找到了刘杰，邀他领着他们办社，因为他们组穷，不批准他们办社。王凤霞把195元钱还给姐姐——村支书杨万福的妻子，没想到让自己的哥哥——村长王金魁看到，王金魁哄骗着姐妹俩儿把钱给他去搞黑市买卖。县委安书记住在杨万福家，大讲只能按照现在的方法树典型社，不办穷棒子社的事情。当刘杰来汇报工作说自己不入村西的社，而要帮助村东贫困户时，安书记发怒了，杨依兰也发火了。刘杰领头办起了合作社，并在社中成立了青年突击队。为了跟着党的政策走，他们只好派人去西村偷听。眼看着集体的力量好于单干，刘杰的哥哥刘雄也入了社，但他们毕竟穷，没有牲口拉犁，他们就自己拉。眼看着社越办越好，安书记却命令刘杰解散合作社：合作社发展得太快了，已经超出了群众的觉悟，我们干部的经验赶不上，再不下马，工农联盟就要垮啦。刚建起来的“黑社”面对着没有粮食、没有钱的困境，刘杰痛心地给自己的部队首长写信反映情况。安书记照样我行我素，杨万福悟出不能这样对待村东合作社，他赶来支持，杨依兰也转变了对刘杰的态度，真心爱他。这些却被安书记严厉阻止了，并以要不要党籍相威胁，群众不干了。正在此时，副省长到了，群众揭发了村长王金魁阻挠办社，放利钱，买土地，逼迫农民当长工，把富农的成分改了等恶行，并经过调查研究认定了安书记把办社典型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并说：本来我个人还以为刘杰办的这个黑社是个冒进典型，现在才明白，今天这个黑社是先进的，那个老典型却挡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五、功绩及结果

《洞箫横吹》剧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话剧创作，不仅存在着题材狭窄、主题肤浅的弊病，而且演剧风格也比较单一，正剧多而喜剧少，悲剧根本就没有。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正是一部难得的风格清新、内质优美的抒情喜剧。

《布谷鸟又叫了》与《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剧本的功绩有3点：

（一）对公式化、概念化的率先突破；

（二）对人性的成功探索；

（三）塑造了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