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对语言的影响及语境对语义的制约

一、概述

语境这个词在英语教学中很常见，语境即言语环境，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从语境研究的历史现状来看，各门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关于语境的定义及其基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从语用学的角度，王建平先生给语境下了定义：“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

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语境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二、语境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而且人们的一切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的。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小语境”或“近语境”，称后者为“大语境”或“远语境”。语境是人们进行交际活动的场所和舞台背景，不同的语境规定了交际的不同类型和方式，所以语境对话语的语义和形式的组合及语体风格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分析研究任何语言现象都必须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若离开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作静态的分析，往往很难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真正的结构价值和意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不再满足一个自足系统的研究，而是要求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研究语言及其运用。在分析语言现象时，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差异，强调在动态中并联系使用语言的人及具体语境来研究语言。所以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总趋势是从抽象的结构系统的研究转向语言应用理论的研究，由语言的静态描写转向语言的动态功能的研究，从单纯的科学型向社会人文型发展，由微观的小语言向宏观的大语言发展，由单科性向多边缘交叉性、多方位性的综合研究发展。在这种新潮趋势的影响下，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等相继问世和兴起。

交际中的语句（不论在书面或口头上）都和语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如果忽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的交际就无法实现。事实上，忽略了语言使用的现实环境，我们就根本无法来讨论语言的具体含义，从而也无法准确地来分析语言现象。因此在各门语言学的研究中，语境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诸如语法学中的“语法场”、“语用平面”，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景”说、心理语言学中的“语意心境”、修辞学中的“题旨情境”说、逻辑语言学中的“前提”、语义学中的“言外之意”、语用学中的“预设”更是离不开语境。其实，以上这些概念都是语境理论在各语言学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这些各门语言学研究中的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证明了语境理论在语言研究和应用上普遍存在的重要价值。因此可以断定，语境学的研究今后将关系到整个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等尖端科学的研究中，它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语境学在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乔姆斯基是著名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他在开始创立“转换生成语法”时忽略了语言的语义部分及语境部分，直到1965年他发表的《句法理论的各个方面》中曾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概念，同时也注意到了语境对语言的影响，并且提出了“语境自由（con-text-free）”和“语境制约（context sensitire）”等规则。但由于语境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因此他还没有探索到语境的复杂变化的规律，仍然不能解释清楚在社会交际中使用语言的复杂现象。尤其在目前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研究中，乔氏的理论局限性就更明显了。由于语境与语言的关系，犹如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是肉与血的关系，一切语言研究和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因此，有位日本学者曾建议设立一门“语境学”。我们认为在语言学领域中新设一门语境学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是势所必行的，语境学将是一把打开语言之谜的钥匙。它将引导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去摸索言语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语境的主要功能是对语言的制约作用。一切语言的应用和言语的交际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因此，语境对语言的语义、词语、结构形式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

（一）语境对语义的制约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境总是决定着交际的内容。常言说“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此情此境决定着双方谈话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具体的语境对交际双方的每句话的语义都有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每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传达的信息不同。语境对语义的制约有如下几种情况：

1.同样一句话，身份不同的人所表达的语义是不同的。例如：一位教师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一个学生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上面的两个例句中，教师和学生虽然都说同样的话，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职务身份不同而决定了同样一句话的语义不同，教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去讲课”，而学生说句话的意思是“去听课”。

2.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就有不同的语义。例如：“都八点了”如果这句话是在早晨，并且在家里正睡觉的孩子的床头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在催促孩子快起床上学。如果是上午八点在学校里或在教室里说的，那么这句话的语义是指上课的时间到了。如果是在假日的或晚上的公园里说这句话，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则指朋友间约定的会面时间。

3.语境的潜在语义。要准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意义，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的组合意义是不够的。因为对句子结构本身的理解只是表层意义，是第一步；要想理解句子的全部意义还必须进一步理解句子本身外的潜在语义，也就是深层意义。因为一个句子给予人的全部意义，往往是由句子本身及其潜在信息共同提供的。而句子的潜在信息的两个主要来源则是句子的上下文和背景知识。因此有些句子离开上下文就很难理解。如《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如果不联系上下文就不知所云，若结合作品中的前后情节才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根据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前提或背景情况而省略一些成分，以达到语言简明、经济的目的。所以在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中，有些句子往往是残缺的，省略的形式，但是说写者可以用它圆满地表达思想，听读者也靠它毫无困难地获得信息，其原因就是语境提供了潜在信息。例如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乘客买车票时常“两个西单”，很显然这“两个西单”是一种残缺的省略的语言形式，但哪个汽车售票员都能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意思是：“我要买两张到西单的汽车票”。

语言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不自足的系统。从表达功能来看，语言并不会把所要表达的东西都体现在字面意义上，从理解的角度看，许多话语的真正含义单从语言结构本身是无法理解的，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交际双方进行的常常是一种“只需意会、不必言传”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交际活动。

语用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无边无际，它是和交际内容紧密联系的。背景知识不是词汇知识，而是那些词汇意义之外，在句子中呈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隐含意义。例如：“听说小王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大家真为他高兴。”这句话中的“博士学位”，单从它的词汇意义理解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位，在这句话中它的隐含意义则是：取得博士学位是何等的不容易，又是何等的荣耀。再如：有人在美国听到一个工人说：“Today the eagle flies.”如果仅仅根据字面理解为：“今天老鹰飞起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原来这句话里的“the eagle”是指美钞，因为美钞票面上有鹰的图案，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把面值拾元的人民巾称作“大团结”“工农兵”一样。因此美国工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是发薪的日子了！”

（二）语境可排除歧义

语境制约语义的另一功能是它能排除任何语言中的歧义现象。当前语法学界正展开歧义结构的讨论，企图揭示语言的歧义的秘密所在。这固然反映了语法学界对汉语结构中一些精细微妙之处的关注，但由于这些讨论仍然脱离汉语的时空条件，孤立地就一些含有歧义的句子结构进行静态的分析，听起来头头是道，用起来却感到无的放矢。因为这些所谓歧义结构，不管是同形异构异义，还是同形同构异义，只要这歧义句一进入具体的语境（上下文）进行口语或书面交际时，歧义就都排除了。例如“咬死猎人的狗”这个大家常说的歧义句，如果对这个句子进行脱离语境的静态分析，诚然，这个句子既可以看作述宾结构，即“（狼或虎）咬死了猎人的狗”，说明谁家的狗被咬死了；也可把这句子看作偏正结构，即这条狗就是“咬死了猎人的那条狗”说明这条狗是什么狗。但当这个句子在特定的语境的制约下，就会只有一种结构，一种语义：或者是述宾结构：“咬死了谁家的狗，或者是偏正结构：“咬死了猎人的那条狗”，二者必居其一，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两种不同的歧义结构形式，只能各表达一种意义。

再如“鸡不吃了”这种歧义句，属于同形同构异义：“鸡”即可以作“吃”的施事者，又可作“吃”的受事者。但是当这个句子进入具体的语境时，歧义就自然排除了。如在酒宴吃饭的语境中说“鸡不吃了”，“鸡”当然是作为受事者，语义是“鸡不吃了，酒也不喝了”。如果这个句子出现在养鸡场或农家茅舍喂鸡时，“鸡”则是施事者，其语义是“鸡已经喂饱了，不再吃食了”。

（三）语境对词语的制约

孤立的一个词，不能说其好或坏，但当它进入到一定的上下文里，是好是坏就分明地表现出来了。古代写诗做文章时选词练字都是非常讲究的，目的是为了切合语境。相传古时有人写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的诗句，受到了同行们的讥笑，因为“红”字用在这里不通，跟“白”的柳絮相抵触。同行中有一位替他解围，就提笔又加了一句：“夕阳方照桃花坞”，这么一句使原来用得不通的“红”字，都变得精彩起来了。因为夕阳正照桃花坞，红霞斜射，白的柳絮在红霞中飞扬，因而也就变成了“红”色了，这里用词由不通而至精彩，就是语境制约的关系。贾岛那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诗中，在韩愈的建议下把“推”字改为“敲”字遂成“推敲”佳话，实际上也是为配饰诗中的语境才修改的。

词语的选择可以因语境而改换词语，也可以因语境而变通词语，甚至可以创造新词，以求得情境交融。例如：人们都拿着枫叶。……战士们背起背包，挎上了枪，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万岁”声响起来了，火红的枫叶举起来了，孩子们奋力地撒着纸屑的花雨，欢呼着……不知道是哪个老妈妈忍不住了，捧着战士的手，第一个哭出了声，接着是姑娘们、孩子们哭出声来，然后是那些男人们无声的眼泪，低低的啜泣，这时候，战士们简直是在朝鲜人民送行的泪雨中进行。（魏巍：《依依惜别的深情》）这段话里的“花雨”“泪雨”这些新词，都是因语境的关系而言到词成的，并且词新义切，既自然地适切了语境，又顺畅地表达了语义。

有些短语结构也因语境的制约而发生变异，并合乎情理。例如：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回）平常人们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但这里焦大却因喝醉了酒，说话颠三倒四，便说“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正“是醉汉口中文法”，根据当时的语境写出如此醉话，堪称传神之笔。然而许多后来流行的版本，却把这句话又改作“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表面看来合乎逻辑，但却有悖于语境中的逻辑，因而失掉了艺术的光彩。

袁仁林在《虚字说》里认为：“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在其《论言有所为》中也说：“言之用，在一定程度上要从上下文里才能得到解释”，“某一陈述的真实性与谬误性，不仅仅决定于词的意义，也决定于你在什么环境下所为何事。”语境对句子的制约，主要是对句型、句子结构、节奏以及句子风格上的制约，如下有几个例子：

1.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秋夜》）作者用了重复的句式：“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不说“有两株枣树”。用重复句式也是从语境的需要出发，这样正切合《秋夜》中“我”当时的心境：即苦闷、徬徨和孤寂的心情。但“我”虽孤寂也并不消沉，虽彷徨而并不停顿，而是积极地准备战斗。所以这里用重复的句式是为了突出枣树，预告枣树将在本文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下文则写出了枣树的战斗精神：“枣树虽然受了打枣竹竿的皮伤，但最直最长的几枝，却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这个重复的句式是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而撰写的。

2.一天是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耳中听到细碎的步声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睁开眼，大致一看，屋子里还是空虚；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我一细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鲁迅：《伤逝》）句子的结构节奏是缓慢的，因为“睁开眼”“大致一看”，是漫不经心的，反应也慢，看到的“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这里用了慢节奏的定语后置句式，这是由“听到”“睁开眼大致一看”这个语境所决定的。但紧接着是“再一细看”，终于看清了“那是阿随。它回来了。”于是“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这样句子的节奏就变快了。因为“阿随”给“我”增添了生活的活力，它打破了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生活。总之，前后两种句子的节奏由慢变快，都是由语境所决定的。

3.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起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这是一段讲演词，这段话都是用的短句，这也是由对听众讲演这个语境决定的。因为讲者义愤填膺，面对激愤的听众和反动派，于是大声疾呼，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所以句式要简短有力，便于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富有感染力。从风格来看，例（1）、（2）具有书面语体的风格，例（3）则具有口语语体的风格。这种风格的不同，也是由语境所决定的，前者是散文小说的叙述语言，必用书面语体，后者是讲演词，面对广大听众，必须用口语语体才得体。

三、语境的构成

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先提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两大类以来，有关语境构成因素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国外有代表性的如伦敦学派语言学家弗斯认为，语境不仅指“语言的上下文”，还指“情境的上下文”。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用“语域”的概念等同于“语境”这个术语，他的语域由“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和“话语的风格”三者构成。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到的语境因素有：“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交际工具、风格和相互作用的规范等。”

（一）国内关于语境的构成因素的研究最早始于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他提出“情境”的概念，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语境。他认为情境包括了“六何”：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它们都对修辞活动有影响。

（二）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内语言学界对语境的研究逐渐重视，对语境的构成因素也有了不少新的讨论。王德春认为，语境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部分组成。客观因素分为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主观因素分为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

（三）廖秋忠认为，语境包括上下文、交际双方的目的、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与假设、说话的现场知识、世界的知识、彼此的信仰，文化背景与社会行为模式的知识等。

（四）王希杰认为，语言环境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即由语言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和心理的世界所构成。

（五）一些不同的说法。总括以上不同的观点，可以发现人们所说的语境的构成因素是相当庞杂的。大到社会、时代、文化，小到具体的话语形式和内容、上下文，几乎无所不包。难怪有人说，语言学家们提出语境因素问题也就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不可能详尽完成的任务，更有人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语境。语言是一种物质现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能成为语境。语言是人类本身所特有的交际和思维的工具，那么人类本身的一切皆有可能成为语言的环境。”

（六）面对这几乎一切社会的、自然的种种“语境因素”，我们需要讨论以下几点：11语境构成因素的判别标准是什么的确，从理论上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可能成为语境的构成因素，从而成为语境研究的对象。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永远无法穷尽的因素而束手无策呢?事实上并不如此。要判别什么是语境的构成因素，首先需要同语境的性质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语境是与具体的语用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语用过程相始终的、对语用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它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是语用学研究的三大要素之一，并同另外的两大要素—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位于同一个结构平面上。

（七）语境与“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处于同一个结构平面上”这一性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将语境在语用学研究中的独立地位及其他要素的关系基本确定了。由此我们来检视一下上面各家提到的诸多因素，可以发现有些其实不应该简单地作为语境的构成因素来看待。如“话语的形式、内容”“音调”“交际工具”等，是属于话语实体范畴的；“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等。(www.zuozong.com)

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是属于语用主体范畴的。它们都可以在语用学的另外两大要素中进行专门研究，不宜简单地当作语境来看待，至少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判断语境的构成因素要同其功能和具体的语用行为结合起来。一切有可能成为语境的种种因素，如果失去了和具体语用的联系，没有对语用产生影响，也就没有充当语境的资格。所谓一切社会现象、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语境的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这些“一切”在没有同具体的语用交际结合并产生影响之前，都只是“可能的”语境，并非现实的语境。例如：马克思与燕妮心心相印，情投意合，融融的爱恋在两个人心中皆是“心有灵犀”，双方都没有“一点通”。有一天，马克思拿出一个漂亮精致的匣子，郑重地对燕妮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我决定和她结婚。”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燕妮惊呆了，她急切地问：“她是谁？”马克思说：“她的相就在这匣子里，你一看就知道。”燕妮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匣子，打开来了，她这才恍然大悟，再也顾不得羞怯，一头扎进了马克思的怀里。原来匣子里是一面镜子，打开匣子，燕妮的玉照就出现在里面了。

（八）这个例子的匣子，是语用中的现实物品。一般情况下，很难说它就是语境因素，充其量也只是可能的语境因素。但在这次交际中它对语用活动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因而应该属于语境的构成因素。更进一步，判断语境的构成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它们是否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现实语用是千变万化的，所涉及的语境因素也是千差万别的。不管如何复杂，语用学研究中的语境构成因素必须能够进行归纳、分析，使之成为可供研究的对象，并进而规则化、科学化。过去有些研究对这一点重视不够，所讨论的语境构成因素庞杂无序，还有不少“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这对语境构成的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语境的构成因素具有结构性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三大要素之一，语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其诸多构成因素同样具有相应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类似于原子构造般的——有稳定的核心因素，也有较自由的外围因素。二是其外部同语用学研究的另外两大要素——话语实体和语用主体互相交叉渗透，互相交换能量，从而不断产生新的语境因素。语境的这种结构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语境构成的内部结构性。这有两个含义，一是语境内部的构成是有层次的。每一个语境(除最小的语境外)包含一个或多个更小的语境；每一个语境(除最大的语境外)包含在一个或多个更大的语境当中。即其内部具有层层内包的结构方式。语境构成的内部结构性的另一种含义是：不同的语境因素在具体的语用活动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等值的。它们的出现频率有量的不同，活动的形态有稳定和动态的差异。由此也就形成了核心语境构成因素和外围语境构成因素的区别。所谓核心构成因素是指在现实交际中与语用过程同现的、并与之伴随始终的种种因素，它们相当的稳定，与语用交际须臾不可分离。常见的有：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等不可少的现场语境因素；另外还有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民族习俗、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因为任何语用交际都在它们的影响之下进行，语用的成功与否，同它们密不可分。语境的外围构成因素主要指在语用交际中出现的一些带有临时性质的因素，如交际者的身势、体态、关系、情绪，语用的语体、风格等。同核心因素相比较，这些因素或不是伴随始终的，而是可选择的；或不是必有的，而是可缺的；或出现频率不很高，或性质和功能不太稳定，更多的带有临时的、自由的色彩。比如，在人才招聘会上，求职者如得知考官与自己是同乡，那么他很可能会改换自己的语码形式，用家乡话与之交流。这种语码转换是话语的形式问题。虽则属于话语实体范畴，但它对交际肯定要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主体有意构成的语境。只不过这语境具有明显的临时色彩。至于其他类似的临时性语境因素，如上例中的自然物品—匣子，也可以同样归纳为语境的外围因素，因为它们大都具有比较相似的特征。

2.语境构成的外部结构性。语境是语用学中与话语实体、语用主体并列的三大要素之一，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语境与另外两大要素之间就泾渭分明，没有任何交叉和渗透呢?这是语境研究中需要深化的理论问题之一。一般地说，语境与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之间的疆域是清楚的。但语境也像任何一个系统那样，内部诸因素有序地排列和运行，外部则与相关系统不断地互相影响和渗透，不断地交换能量，其结果便形成了特定的语境。最为明显的是语境同话语实体的交叉而产生的“上下文语境”。例如：记得转战陕北。有天夜里住进田次湾，十几个人与毛泽东挤入一座窑里睡。房东大嫂不安地一再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依着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着：“我们的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说得大嫂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说的话顺着大嫂的上文而来，反映在形式上是句式、节律的相似，在内容上是两相对照。之所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上下文的语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样，语境也可同语用主体交叉而产生某些特定的语境。在语用学研究中，语用主体的种种特征通常是在语用主体的研究范畴中的，如“身份、思想、职业、修养、性格”等应属于主体的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方面，“心情”可归为主体的主观态度方面，都不必划到语境中来。

（九）假如在某一具体的语用交际中，某个主体由于心情的原因，影响了话语的组织或背景知识的调用，从而也影响了语用交际的进行，那么，这时的“心情”因素也可看作语境因素，它是主体生成的新的语境——情绪。例如：一次设计工程招标会上，几家设计单位的方案竞争十分激烈。开始大家还温文尔雅，心平气和，但因涉及各自的切身利益，言辞之间逐渐带上“火药味”。后来，一位未能中标的工程师大声说道：“设计这种事吃力不讨好，我再也不干了！谁干谁是王八蛋！”话音刚落，好几个人几乎同时站起来质问他：“谁是王八蛋?你说清楚，谁是王八蛋?”这里该工程师说的话明显受心情的影响，未顾及场合，伤害了他人，带来了不好的交际效果。无疑，这种心情可以看作是语境因素，它带有不稳定的临时性。

“认知语境”是语境同语用主体的交叉而形成的一种更值得注意的语境。语用主体的关于世界的百科性知识是构成认知语境的主要因素。在具体的语用交际中，人们需要遵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制约，在特定的场景中面对特定的对象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如何恰当地利用上下文语境因素等等，都属于百科知识的范畴。很显然，语用主体的知识丰富与否、能否准确调用等直接影响到语用是否成功。

与上下文语境相比，认知语境体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也可能是表达一方或理解一方各自构建的认知语境，二者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由此反映出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和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不论这种认知背景是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致，它们都会对具体的语用产生影响，例如：当年李鸿章出访美国，一次他宴请当地官员，席上循例说了几句客套：“今天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略备粗馔，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大家包涵……”云云。第二天报纸照译为英文登出来，饭馆老板看了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是对他的饭馆的污蔑。除非他能具体提出菜肴怎么粗，怎么不可口，否则就是损害他店家的名誉。他提出控告，要求李鸿章赔礼道歉。这里虽然有文化差异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双方所具有的背景知识不一致，有不同认知语境。同其他的语境因素影响语用交际一样，这种认知语境对交际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可以把握和分析的。而且在现实中，这种认知语境往往对语用有更大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为“认知语境”，纳入语境研究的范畴而不放到语用主体范畴之中去研究的原因。

（十）对语境构成的研究要有辩证的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对语境的构成做以下结论：第一，构成语境的因素必须同语用的行为、活动、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并对语用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上下文、前言后语、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自然物、话题、事件、目的、情绪、对象、关系、体态、语体、风格、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传统、认知背景等通常是语境的构成因素，因为在具体的交际中它们总是同语用行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显或隐的影响和可大可小的作用。第二，具体语用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应该是可以把握、可以分析的。对于语用学研究而言，语境的构成因素不应该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境界，要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规律性的东西。第三，要重视语境构成因素的结构性，其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和外部结构的渗透性是有机的统一。语境的内部构成是一个系统：核心部分相当稳定，外围部分不断地与相关系统交换，或产生新的语境因素，或置换旧的因素。上下文语境因素现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其实它是与话语实体交叉而得出、生成的；认知语境因素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它同样是与语用主体交叉而生成的。由此，我们找到了这两种重要语境因素的存在理据。第四，研究语境的构成必须有辩证的思维。在现实的交际中，语境的构成因素处于动态的生成、变化之中。语用主体的一些特征、话语实体的一些变量乃至于一些临时性的不定因素都有可能转化成相应的语境因素，这主要看它们是否影响了语用的行为、过程和效果。这样来认识语境的构成，有助于把握语境的核心因素，同时又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给语境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轮廓和范围。

四、语境的分类

语境的分类是把上一节讨论的构成因素按一定的原则有序地加以归类，并形成一个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和操作上的简便性的系统。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既同上面讨论的构成因素密切相关，又比它还要重要，而且更加复杂。学术界对语境的分类做过比较多的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曾做过归纳。有角度不同的分类：着眼于构成，分为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临时主观因素；着眼于功能，分为外显性和内隐性两类，或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两类，还有分出自足与不自足的及多余语境几类的；着眼于稳定，分为稳态语境和动态语境等等。也有不少进行层次的分类，分出三个、四个不等的层次，再做下位的更细致的分类。除此之外，语言语境Π非语言语境，狭义语境、广义语境、大语境、小语境、直接语境、间接语境、上下文语境、情境语境、真实语境、虚拟语境、明语境、晦语境、语言的知识、非语言的知识等等术语，也都是在语境分类中出现过或使用过的。由此可见，语境分类问题的现状是很不统一的。

（一）上下文语境主要有语义和语法两种。

语义。从词义上来说，汉语的单义词语很少，大多是多义词。比如说“头”。本义是脑袋。引申为头发。有人说“我去剪头”，没人担心他是要剪脑袋。还有发型。说人“这头剪得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在“头子”中指坏人头目。在“头一名”中指第一名。这头那头，是说这边、那边。山头是指事物的顶端部分。一头牛，是量词。木头、石头是词缀。线头、粉笔头指事物的残余部分。知道这一点，我们看“打篮球”“打毛衣”“打酱油”“打电话”“打埋伏”中的“打”，就要根据它们的上下文确定含义。再说语法。

汉语是分成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举个例子：分秧插秧，从语法层面来说，这个短语是并列，从语义层面来说，这短语是顺承，或者说有先后顺序。为了帮学生区分介词和连词，我上课时常举“我和你”的例子，如：

我和你心连心。

我和你说。

因后面语境的原因，前一句中的“和”的连词，后一句中的“和”是介词。如果没有具体语境，“进口彩电”既可能是动宾短语，也可能是偏正短语。

（二）情景语境，可分为“场”和“人”，“场”包括时间、地点、场合等，“人”包括性别、身份、职业、教养、关系等。

国人致辞喜欢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等，这是对说话时间的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入口处写着这样的标语“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虽是当时的基本国策，但却没考虑到地点的因素。鲁迅文章里的那个在人家生了孩子别人都在庆贺说吉祥话时，说“这孩子一定会死”，虽是实话，也只能被人打出去。这是场合不对。见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这不仅不是虚伪，而且是美德，是交际的需要。对男人和女人说话一样可能属于修养欠缺，对一个99岁的老人说“祝您长命百岁”不能算是美好祝愿。

（三）文化语境，有文化习俗，也有社会规范。

听说因为与“赊”谐音，南方人把“舌”叫“招财”，船上有姓陈的，人家就直接叫他的名，而不称姓，老是在船上大喊“老陈（沉）”是要遭人厌恶的。古人把老虎叫“大虫”以降低恐惧感，中国人造了那么多与“死”有关的，以示避讳，这都是文化心理。还有社会规范方面的，法律公告不能用网络语言写，两国联合公报里不能乱开玩笑，这是社会规范层面的。

五、语境的分类原则

语境的分类与其他事物的分类相似，首先要确定分类的原则和标准。我们认为分类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周遍性原则

语境的分类首先要有周遍性。这指的是分类要着眼于完整的系统，将相对独立的语境系统中的各种语境构成因素都涵盖在内，几无遗漏。也就是说，上述各种语境的构成因素在理论上都应在这个分类中找到位置。当然，由于语境的动态性质，这种周遍性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应该是开放的、灵活的。如上所举的一些临时的、生成性的语境因素，也应在这个分类系统中得到体现。

（二）层次性原则

语境系统内部的各构成因素是按一定的层次有序地排列并呈现着功能的。一般地说，由上下文语境，到时空语境，再到社会文化语境、认知背景语境等，语境的范围渐渐扩大，层次逐渐提高。语境的分类要能体现这种层次性。诚然，这种层次性也不宜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待，因为语境的层次是相对的，而且是交叉的、变动着的。

（三）简明性原则

分类还要尽量做到简明扼要。既要周全，又要简明，这是一对矛盾，然而，“科学性往往寓含于简洁性之中”。分类的繁琐并不同科学性有必然联系，对具体的操作还会带来许多困难。这是应当避免的。

根据这几条原则，我们将语境分类如下：首先，立足于语境同语言的关系，可以分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三种，这是第一层面的划分。言内语境又分为“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两种；言伴语境又分为“现场语境”和“伴随语境”两种；言外语境又分为“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背景语境”两种。这是第二层面的划分。还可以进行更下位的划分。如句际语境又可分为“前句、后句”或“上文、下文”等因素；语篇语境又可分为“段落、语篇”等因素；现场语境又可分为“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等因素；伴随语境又可分为“情绪、体态、关系、媒介、语体、风格以及各种临时语境”等因素；社会文化语境又可分为“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传统”等因素；认知背景语境又可分为“整个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非现实的虚拟世界的知识”等因素。这是第三层面的划分。

我们把在语用交际中可能产生影响的语境因素编织成一个涵盖面广、结构有序、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系统网络。而且，从理论上说，这个系统还是呈开放性的。如前述语用主体的心情，可能作为临时性的语境因素起作用，在这个系统中，可纳入伴随语境中的“情绪”因素加以分析；话语的某种变量，如语码转换，是同交际目的相关的，并以语体、风格的形态表现出来，在这个系统中，也属于伴随语境的范畴。其他临时性的语境因素，也都应该能在这个分类系统中找到相应的归宿。例如网上聊天这种方式日益成为青少年交流的手段。这种新的媒介影响着语用交际。因为网络的蔽障可以让人们想到啥就说啥，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既可不讲作文的间架结构，也可不管语言的规范标准……这种与传统语用不同的媒介体，可以视为新的语境因素，同样可以纳入上述分类系统之中。它属于伴随语境中的因素。我们的这个语境分类系统，不仅考虑了语境因素的周遍性，层次性也是非常强的。从最底层的“句际语境”到最上层的“认知背景语境”两极之间，是语境研究的广阔的空间地带。它们反映了语境的整体性疆域，也顺应了国际语言学界对语境研究的新趋势：“语境既是客观的场景，又是交际主体相互主观构建的背景。”从范畴上看，“言内语境”是语境与话语实体交叉的产物，在它之下，应该是话语实体本身；“认知背景语境”是语境与语用主体交叉的产物，在它之上，应该是语用主体本身，它们是语用学研究中三大要素的另外两大要素，都逸出了语境研究的范畴。而在语境研究的广阔空间里，不同类型的语境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从言内语境经过言伴语境到言外语境，语境活动的形态由稳定性逐渐向动态性过渡，语境影响的方式慢慢由外显性向内隐性转移，语境呈现的性质由共同性渐次向差异性发展，语境显示的功能也由制约性向生成性递增。

言内语境中不论是句际语境还是语篇语境，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共同性，它们对语用交际的影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人们通常都共同遵守，因为它们的规则性较强。同时，它们对语用的影响和制约又是很容易把握的，因为它们显露在外。言外语境的各种因素，则与言内语境的因素明显不同：它们的活动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对语用的影响方式也不外露，属于内隐式的，有时让人很难把握。由于这两方面的特征，差异性在它们上面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认知背景语境，实际上还可以分为“说写者持有的认知背景、听读者持有的认知背景、双方共同持有的认知背景”等几种状态。双方有共同的认知背景可以使交际成功，但很多时候经常出现差异的情况，这便是不同主体间的语境构建和生成的结果。在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这两极之间，言伴语境作为过渡地带。既表现出稳定性、外显性、共同性和制约性，又反映了动态性、内隐性、差异性和生成性的特征。相对而言，它内部的现场语境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外显性、共同性和制约性，而伴随语境则带上较多的动态性、内隐性、差异性，以及生成性。

伴随语境虽属于过渡性的层面，却很重要。如上所述，在具体的语用交际中，主体的一些特征、话语的某些变量和一些不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临时性的语境因素，而对它们的归类，基本上都可以放在“伴随语境”之中。当然，要正确认识言伴语境的过渡性，这种过渡，反映在语境因素的性质、形态和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非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而是渐变的，有时还存在交叉。若再将视野扩大一些，实际上从言内语境到言外语境这一广阔的地带都应该是如此逐渐演变的。我们对语境的这种分类，还体现了其系统内的结构有序性，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在这个分类系统中，第一层面为三种语境，第二层面为六种语境，第三层面则尽量涵盖所有的语境构成因素(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它是简明的，同时也是比较科学和有序的。一方面它较为周延，形成独立性较强的系统；另一方面，它又呈开放性，为继续深入研究预留了空间；而且，还有利于在具体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操作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