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工业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出发,在探索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对劳动力流入、流出区域工业资本回报率分化问题进行了分区域与分时段的计量研究,以揭示资本回报率分化的根源,并据此对我国新时期资本回报率的下滑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基于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值衡量工业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是劳动者在工资差距等因素作用下自发且持续的行为选择。在人口红利存续期间,流出地区劳动要素供给相对过剩,流入地区劳动要素供给因劳动力流动持续增多,流入、流出区域劳动要素保持相对稳定的供给特征。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劳动力流动降低了流出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导致其呈现出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弥补了流入地区的劳动要素缺口,持续地增加了劳动要素供给。
第二,基于劳动力流入、流出区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要素替代状态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导致了省际异质性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特征。在人口红利存续阶段,流出地区呈现出波动式的要素替代特征,流入地区因劳动要素供给增多持续以劳动替代资本。而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流出地区厂商不得不通过持续的资本替代劳动以弥补劳动要素不足,流入地区厂商则由于劳动要素供给得以补充避免了资本替代劳动,实现劳动要素替代资本。
第三,基于劳动力流入、流出区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资本回报率的分区域与分时段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改变的劳动要素供给与异质性的要素替代特征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分化的严重后果。在人口红利存续阶段,流入、流出区域资本回报率会保持相对稳定的上涨趋势。而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流出加速资本要素边际产出递减,导致工业资本回报率急剧下滑。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缺口的不断补充使劳动力流入地区避免了经济较中高速度增长中资本替代劳动可能带来的资本回报率下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省际要素替代的异质性是导致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分化的根源。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人口红利进入关闭期的转折点,大致上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起始点。过了这个关键节点以后,还在持续的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不仅改变了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也造成了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分化发展的新特征。劳动要素供给的转折和资本回报率的分化使新时期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始料不及和难以应对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劳动力流入省份的核心城市虽有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创新活力和盈利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房地产价格暴涨和交通能源环境等承载力达到极限等问题。其结果在宏观上由于资产泡沫程度加剧而成为诱发人民币贬
值和资本出逃的隐患,在微观上会因为企业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使用成本过高而导致空心化,由此形成的片面追求流动性的资产过度证券化趋势极有可能加剧已经很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劳动力输出省份在不能及时实现劳动力回流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的双流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已经出现苗头的经济增速放缓、停滞甚至萎缩,其间接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更深更广,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几乎所有经济社会领域。
鉴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回报率的分化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现有政策机制的调整和长效政策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势在必行。关于现有政策机制的调整,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打击和外地流入居民购买的限制,而不是从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才会出现越限购越涨价的怪圈。很多轮劳动力的涌入已经让投机者认为政府的调控政策不可信而价格上涨是必然,从而导致调控政策失效。因此,长效的政策机制应该从劳动力的适度有序流动入手。
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适度有序流动是一个需要抓紧研究的新课题,目前还很难简单地说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机制设计一定是有效的,但劳动力流出重灾区产生的“东北现象”是政界、学界和商界很多人士都承认存在又拿不出有效办法解决的问题,说明这个新课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难题。
尽管如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政策机制设计的几个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效率优先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了几十年,虽然现在需要解决地区间严重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但失去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引领地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还是不可想象的。适度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必要的。
第二,之所以会发生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过大差距和劳动力的过度流动,多年来很多轮次的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和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设定在不同的起跑点,人为地拉开地区间差距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还在推进的中心化城市评选和中心化发展政策可以预见是新一轮的人为拉大地区差距的政策措施,所以应该谨慎推进。
第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是劳动力流出地区避免大规模劳动力流失和资本回报率过低的最后防线,也是劳动力回流和避免经济萎缩的根本性策略,应该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2,69(4):781-809.
[2]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10):3-30.
[3]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卢锋.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J].经济学(季刊),2007(3):723-758.
[4]陈勇,李小平.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及资本深化评估:1985—2003[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57-68.
[5]DIAMOND P A.Dis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in a Two-sector Model[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5,32(2):161-168.
[6]方文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J].经济学(季刊),2012(2):521-540.
[7]侯燕飞,陈仲常.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9):11-19.
[8]胡凯,吴清.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J].经济科学,2012(4):66-79.
[9]黄先海,杨君,肖明月.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1):47-54.
[10]黄先海,杨君.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2(3):40-47.
[11]黄伟力.中国资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15-21.
[12]纪月清,刘迎霞,钟甫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一个分析框架——从流动成本角度解释2003—2007年农民工市场的变化[J].农业技术经济,2009(5):4-11.
[13]KHANNA N.Analyzing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Kyoto Protocol[J].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8(1):59-69.
[14]冷艳丽,杜思正.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1):88-98.
[15]李何.市场化进程对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16]李强.农民工举家流动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6):65-70.(www.zuozong.com)
[17]李晓宁,姚延婷.劳动力转移与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研究——基于市场分割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2(4):5-12.
[18]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25.
[19]李治国,唐国兴.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3(2):34-42,92.
[20]刘富江,江源.我国企业盈利水平进入明显上升期[J].统计研究,2007(12):3-8.
[21]刘生龙.中国跨省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4):83-98.
[22]刘晓光,卢锋.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J].经济学(季刊),2014(3):817-836.
[23]刘铮.国际资本流动、汇率与预期管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效应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4):117-128.
[24]罗知,郭熙保.劳动力转移对资本回报率影响的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93-111.
[25]LUCAS R E.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80(2):92-96.
[26]明娟,张建武.回流意愿、流动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J].南方人口,2011(1):48-56.
[27]OBSTFELD M.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the 1990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3.
[28]单豪杰,师博.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1978—2006[J].产业经济研究,2008(6):1-9.
[29]沈坤荣,余吉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3):58-65.
[30]石智雷.国外流动劳动力回流理论研究述评[J].人口与发展,2013,1:29-37.
[31]SHIOJI E.Composition Effect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in Japan[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1,15(1):29-49.
[32]孙文凯,肖耿,杨秀科.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中美日对比研究[J].世界经济,2010(6):3-24.
[33]徐洪才,綦鲁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分析[J].中国金融,2013(11):57-59.
[34]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9(1):53-76.
[35]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6):97-107,207.
[36]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1):301-338.
[37]张勋,徐建国.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再测算[J].世界经济,2014(8):3-23.
[38]张勋,徐建国.中国资本回报率的驱动因素[J].经济学(季刊),2016(3):1081-1112.
[39]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34-46,206.
【注释】
[1]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90010、16JJD790015)。**刘智超,1990年生,女,吉林省蛟河市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孙巍,1963年生,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代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90010、16JJD790015)。**刘智超,1990年生,女,吉林省蛟河市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孙巍,1963年生,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代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