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视新自由主义争夺主流地位的挑战

习近平多次告诫：要以问题为导向，树立忧患意识。我们也应当以此来认识和对待长久以来争夺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博弈。新自由主义者来势汹汹，大有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势，在客观上也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来源、本质和危害。

单从学术观点上考察，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扭曲的继承，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所处地位的不同，其性质、内涵已经有重大的嬗变。古典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提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增加社会财富应当谋取个人利益自由竞争，这在当时反对封建残余时有进步意义，在特定视域中阐明市场的功能有重大理论建树，对于新兴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起了巨大塑造和推动作用。他和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来源。不过，以科学的眼光考察，其理论逻辑并不缜密，例如认为人人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就会增进社会总利益，实际上个人利益之间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互相侵蚀的，个人利益总和并不等于社会总的利益，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以后形成的“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说，是以个体利益为核心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劳动利益的漠视和侵夺；在资源配置上，只讲市场“看不见的手”，而否定政府的重要功能（只限于“守夜人”）。他们以后的继承者，无限放大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20世纪中叶兴起以弗里德里奇·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使这种片面性发展到极致，形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约瀚·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反动。英美大金融资本寡头的需要却使它成为统治者意识，变成思想垄断工具和政策指针。现代国际超级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把它变为侵略和统治世界的意识工具，此可谓新帝国主义特征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管用”呢？在其本土有管用之处，也有特别重大的败笔。对大金融垄断资本是管用的，可以冲决一切监管，自由地实施垄断，并且可用双重标准，自身追求最大的赚钱自由，一旦妨碍、损害它们，便立刻被扣上反自由的帽子加以限制、制裁。然而，正是由于它过分自由，违反经济规律，结果引发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始于美国殃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至今疲软、复苏乏力。连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惨败了。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却依然奉之为神灵。对外，新自由主义的用场和“功效”就大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在全世界大肆推销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1990），它们借新自由主义摧垮了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俄罗斯持续8年的经济灾难（GDP下降50%以上），并从此成为二流国家。接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多国的经济灾难（阿根廷最甚），连原来新崛起的“四小龙”均经济下滑，有的至今一蹶不振。这一系列经济灾祸，使世界有识之士都声讨和摒弃新自由主义，它在有的国家成了“过街老鼠”。这可视为客观经济发展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历史判决。

然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却掩耳盗铃，一次又一次地沉渣泛起、邪风不断，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前夕还抛出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实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降低到10%以下的纲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够国内外两重天？这里有特殊的背景。最关键的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有的直接给予经济补偿（一些基金会支持，一些国际组织奖励，一些国外书刊印发并给以重金等）。在西化劲吹的邪风中他们出尽风头，得到国外势力喝彩。可以说，他们是西方垄断资本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代言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他们在国内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一些不法私人资本发言，能够得到一定的奖赏，既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赞誉。他们还利用我们“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打着言论自由、学术争鸣的旗号放肆发泄。在手法上，他们又以“改革”者标榜，利用某些提法（特别是市场的作用）对其断章取义混淆概念、歪曲事实、蛊惑人心，造成混乱。他们充分利用了西化的影响，使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崇拜西方经济学那套脱离实际玄奥无用的学问，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迷信，进而使之变成“规则”和“制度”。还应当充分估计，西方有一套通过学术腐蚀中国人灵魂和社会制度的计划和组织载体，已经起了作用，新自由主义则是其内应。(www.zuozong.com)

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人相信新自由主义学术价值。应当说，它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总体上是伪科学的，突出的是片面性、虚假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进而形成弱肉强食的逐利自由拼搏，让人们只关心个人短期利益，不顾社会大众的整体长远利益。它把个人私欲、市场自发功能无限夸大，引导人们进入私利迷宫，否定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其结果是使社会整体受损害，造成经济混乱；进一步促使私人资本无限扩张，瓦解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科学的，反历史潮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如果让它变成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宰中国经济制度进而改变政治制度（如“民主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易帜，苏联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不力，还未对其争夺主流地位的论点、图谋、影响加以彻底揭露，他们还有一定的滋生土壤。

他们还有一个骗人的口号，叫作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或叫“超意识形态化”）。事实上，理论经济学本身基本属于意识形态大范畴，为一定阶级服务。如前所述，古典自由主义本来就是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开道，为资产阶级指路和掩护。新自由主义则更加露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最响亮的话就是宣布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当代大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表，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作统治本国人民和侵略、控制、剥削别国人民的舆论工具（一面宣扬自由化，一面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私有化、制造种种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更有甚者鼓吹“颜色革命”。这哪里是“去意识形态”？其政治颜色十分浓厚，分明是一种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以“纯学术观点”去看待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申明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这并不妨碍它的科学性，它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引导全人类解放的经济科学。

当然，这种争夺主流地位的博弈是长期的，不可能靠几次辩论就能终结。只要国外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国内存在不同阶级阶层的诉求，这种博弈就不会停止。因此，也不可能中断斗争。同时，在斗争中，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方法上要以理服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有些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不要争论，实际上是只准他们说，不准别人讲。理论是非不能不争论，对错误思潮不能听之任之，不能把阵地拱手让给新自由主义者。这里的关键在于思想意识形态阵地的一些领导者，他们只要能分清是非，有了危机感、自觉性，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就会组织培养骨干队伍，以深厚理论功底说服群众，尤其使大多数青年人口服心服。这就是阵地意识，是巩固、加强、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觉。我们应当快速行动，取得战役胜利，为战略胜利打好基础，不可怠慢。有些顽固不化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应当有主动性的姿态和攻势，有计划地打若干战役，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阵地（机构、学校、刊物、社会组织等）的建设，使软实力硬起来。